略談加拿大電影（中） - 台灣電影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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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談加拿大電影（中）

黃以曦　2006/6/14

2.
加拿大人面對一個古怪而諷刺的處境。這個國家是由移民所組成的，但是由於整個機制與制度的緣故，第一代移民反而沒有機會能說自己的故事。加拿大人看自己的國家是一個複數的、多視角的共同體，他們拍的電影也希望表現出這樣的現實，可是由於每個人並不是「徹頭徹尾加拿大人」，因此所謂的加拿大整體，卻是以第二代移民故事為中心，沒有原住民的歷史與生活在裡面。這裡面有複雜的認同問題，夾在自身文化和外來文化之間。

可是除了加拿大第一代移民題材被忽略遺忘，加拿大自己第二代的故事，在美國強大電影工業壓境下，也是少得可憐，相較於英語系其他國家有大量探討移民處境的孤立和自我反思電影、許多法語系國家電影思索對共同體的罪咎感或渴望，但加拿大，有更豐沛關於這種經驗的內涵，卻未見能充分反映在電影創作上。

加拿大人認為美國同樣是移民國家，卻不承認移民反身的焦慮，移民的故事到了好萊塢手上，一個一個變成美國夢如何成真的童話故事，新來的人努力找到機會在這個豐饒之地大展鴻圖，卻不會對自己失落的歷史有任何感受。

加拿大人以其處境，常質疑這樣的問題，什麼是多元？什麼是同質平等？好萊塢頌揚後者，抹平中心與邊陲的差異，讓每個族群都有相等的機會，但是在現實中真的可能嗎，這是否可能是一個不切實際且後患無窮的說詞呢，當容許多元者必定無法忽視某些族群被邊陲和小眾化這樣的事實，大聲吶喊著一律平等的，卻可能因為粉飾太平而埋藏了更大的危機；而美國夢當然是顆甜美的糖果，可是在現實底，它又得建立在多少犧牲和醜陋之上，這些都是好萊塢沒有告訴我們的。

湯姆費茲傑羅的《迷情花園》，故事並不是以移民為母題，但是一個返鄉的同性戀者，某個層次上，也在處理在地人vs.外來者的張力；《迷情漩渦》則藉由一條魚，去回顧講述一名挪威漁夫的過往，他們的生活、唱著什麼歌、打過哪些戰役、抓了哪些魚。過去那些多元紛乘且動盪的歲月，比起安靜、現實沈重的今日加拿大，更加豐富，或說，意識並追溯回那些日子，也正是重新審視加拿大不同世代對於自己和世界的觀望；對加拿大人來說，永遠都是多文化和複數視角、如何嵌合進入等等壓力但也是精彩的源頭。當美國電影急於塑造出某個「美國人」形象的十字架時，加拿大人似乎更關切如何分解出更豐富的自己。

達佛馬雅諾維克的《戰火情傷》講的是一位前塞爾維亞足球明星，如今在溫哥華以開計程車為業，他拒絕相信新聞報導發生在塞爾維亞的暴行，但當他認識了一位從波士尼亞逃出的回教難民阿米德後，他曾經相信的一切都化成了灰燼。相較於他們家輕易地融入當地生活中，阿米德與其家人卻得面對許多難題，阿米德必須學習新的語言，他的妻子莎瑪至今仍擺脫不了被塞爾維亞士兵強暴及虐待的陰影…。電影中開場的台詞「我們將我母親的遺體放在飛機上帶來溫哥華，但她的靈魂將永遠留在塞拉耶佛。」許多加拿大電影都可以見到這種航向新世界，帶著舊日的樂觀，把某些東西留在過去，但又樹立或尋找出一個態度來面對新生活。的確，儘管如《戰火情傷》的樂觀，還是存在著所有移民題目必須處理的孤立、罪惡感、移置和相當的生存焦慮等加拿大人一般要面對的，只不過當我們思考這樣一個命題時，這樣的電影可以提醒一種變形、出走或說逐漸成熟。

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呢，有新的移民進來，原來的社會也將調適出一個由各樣歷史拼湊出的新的場景，加拿大人相信一個人的過去，關於他從哪裡來，這件事是重要的，不管你如何假裝或改變自己適應進後來的族群，身上都帶有某些原先的東西，也因為如此，文化衝擊是必然的。加拿大知名製片勞勃蘭道找了匈牙利導演沙寶執導的《陽光情人》，關注的就是這樣的議題，人無法卸下的歷史可能是牽絆的，但千萬不能投降於此。

不過加拿大電影和其他國家電影處理移民題材最大不同、也是最珍貴的在於，無論這個融合（或說拋棄、離開過去）怎麼具有它的意義，其他國家也許更關心主流社會將它們收編後是否陣痛或如何豐富，加拿大文化傳統卻更重視始終沒有一個文化應該絕對優勢於其他文化，也就是多元應該並存，儘管它可能是得付出相當代價的，可是這就是他們探觸到所謂outsider的方式。

不過真正的認同挑戰還是發生在第二代移民身上，他們直接夾處在兩種認同之間，向上一輩也就是自己的傳統，以及在他們面前必須嵌合進去的新社會，兩種認同得掙扎取得一個和諧。例如華裔導演沈小艾的《雙喜》講的是主角阿玉（一個剛出道的演員）介於主流文化（電影業）與族裔文化（家庭）之間；而兩者所加在她身上的「角色」都限制於傳統的華裔形象：前者只派給她華裔的角色，後者則要求她孝順、嫁好人家、從事賺錢的行業。

那麼，到底這一路下來，釐清種種多文化並存間潛在與顯在的問題，則未來到底是什麼呢？方斯瓦傑哈的《紅色小提琴》或許作為至少是其中一種加拿大電影結論的回應，這部碎裂多線的電影，經由一把小提琴，把經手的人，以及其身處的時空脈絡給連結起來，也就是小提琴作為某個抽象的象徵，它可能是任何東西，但肯定是抽象的，卻得藉由它，替代具象引起的爭奪釋義，容許多元建構與解釋，從而成為一只梯子，架在不同文化之間，完成一定意義上的和諧。

3.
「『不是』(not)這個字充滿魔力，它含括了我們還沒有能力攏合的一切，『不是』就是若隱若在的可能性，因為，總有一天，一切都將成為『是』。」
---Robert Lepage《偷腦》

加拿大人以「other」，一種他者的視野或說態度來面對這個世界，在那麼廣闊陌遠的土地上，永遠有著些什麼暗自湧動，而加拿大人在這一邊，加拿大電影的攝影機讓鏡頭敞開來，相對於彼此，我總是他者，他者無法深入某種深入，竟又經常看得更清楚。

那麼什麼是「這裡」。

如果每一個在此處的人，都以他者的身份望向彼處，那麼此處是什麼？Monk簡單但明確地歸為所謂的負向(negative)。負向是，從水平線再往後退，如果水平線是零，從零開始堆疊增加很容易理解，可是怎樣才能比零更少呢？

已經攤開的，紮紮實實的現實，怎麼還能說零，說比零更少呢？

是這樣開始的，比鄰於一個超級強國，加拿大只要離開國家，就必須不停地說：「我『不是』美國人！」當一個人的身份，我『不是』誰，似乎重要過，我『是』誰，一個負向的位置就勾勒出現。住在影子裡，長久以來，加拿大人一直面對著自我認同問題。

而正也是好萊塢電影傳統，打造著一種英雄式、夢想可及且屹立的positive thinking，不管你說它是粗暴、驕妄，或者野心勃勃且企圖準確，好萊塢電影、美國，持續生產著一套模範，相同的丈量，套用給任何一塊文化。而這明顯和加拿大電影的信仰大異其趣。

想說一句話的時候，好萊塢電影說三句，來確保你聽清楚、你聽懂，確保不要讓你有機會聽別人說話，而加拿大電影，卻傾向說半句，讓這個世界，依然保有自己的耳朵、心和安靜。

如果能瞭解這箇中的深刻，或許對加拿大電影會有更多層次的思考。這次台北電影節邀來艾騰伊格言的前作，中文翻成《赤裸真相》，但再也沒有什麼比原片名更可能引人入勝的了，Where the truth lies？真相攤開在哪裡？真相說了哪些謊？

不攤開的永遠是秘密，真相懸而未決，沒有人看見。但一旦攤開了，每一雙不同的眼睛，各領著立體複蕪，無數、無數稜角的區域，真相只要一攤開，每個人都看見，卻只看見一部份，遺失了另一部份。真相只要一攤開，必定是遮掩的、敲落的、說謊的。

在伊格言的《念白部分》中，女主角喜歡一個演員，把他演過的電影反覆租回家看，錄影帶店的人好奇地說，都是些沒有對白的小角色嘛，（「speaking part」就是指有對白的比較重要的角色），女主角回答他說，為什麼要有對白，哪有什麼是真值得說的呢？

「沒有」是一個比較抽象的概念，但對東方的我們來說，必定不那麼難以理解。我們眼前確鑿的世界，追溯回最開始都是沒有。當只有「沒有」才能真的啟動更深刻、全然新穎的，那麼人類要在怎樣的豐盛忙碌底，不斷回到「沒有」，每一次每一次地重新展開？

從有到無的「失去」，在加拿大電影無所不在，《愛你的五種方法》中失去的小孩，《迷情漩渦》中墮掉的胎兒，《售後服務》那幢只有空殼但「家」的意義卻缺席的樣品屋，或《最後一夜》是一種由結束往回倒數六小時的「所有的擁有都是正在失去」，還有《X接觸：來自異世界》從確在的現實裡退開浮造出一塊新的生存，《雙生兄弟》缺欠的，甚至是一個「完整的自己」。

另外，在西方，荷馬的奧德塞史詩一直是文化的重要脈絡依據，相較於好萊塢電影取旅途中不斷上演的英雄事蹟作為焦點，加拿大電影更感受於這遙遠和目的地無法也無能明確的旅程。英雄固然熱鬧華麗，但是這些都是為了什麼呢？如果不是非得踏上這段旅程，又怎麼會遭逢各種戰爭與喧釁，可是終究，說旅程，是要往哪裡呢，真的可以抵達什麼地方嗎？1970年Don Shebib的經典加拿大電影《Going Down the Road》講的是兩個好朋友從加拿大東部突出大西洋的半島Nova Scotia一路開車往多倫多，一路跋涉，當他們終於抵達，情況卻比起他們啟程前的人生要崎嶇得多。原本是為了更好的日子而離開家鄉的，但等在蜿蜒艱苦旅程終站的，卻反而往回退，而難道這不正是人類生活的隱喻嗎？

Gary Burns1995年的《The Suburbanators》則是另一種公路電影，相對於前段長路展去卻哪裡也到不了，這裡則是不停繞著圓圈，踏出的每一步，在意義上都只是會回到原點，旅程如此，頹廢放浪的主角生命也呼應著這個主題，所有對生活付出的努力，或不努力，都將是徒勞；蒼白、「此路不通」地將日子耗過。

而公路電影本身通常也作為隱喻，人生的遭逢作旅程，成長的磨難，歲月的顛簸，都是迢遙長路種種充滿意義、扭轉、或永遠是徒然的可能。而加拿大電影的「負向」，除了油箱加滿，駛向空無未知的遠方之外，也可以是從一個人的外面，往難以錘測的內心去追探，方斯瓦傑哈《顧爾德的三十二個短篇》就是最好的例子，電影開場，鏡頭很遠，顧爾德的身影在濃霧地，那麼小的一個黑點，卻隨著故事的推進，展現了一個人仍能容納超過我們想像的浩瀚。這部電影拼貼出一幅複雜且深刻的心靈地景，人的內在是那樣千絲萬縷，我們要瞭解別人、瞭解自己，終究都將掉入一片荒漠，每多瞭解一些，就先失去一些，怎麼樣也不可能完全掌握。電影借了巴哈知名的《郭德堡變奏曲》的結構來鋪展，人類生活、音樂，乍看像流水一樣源源洗入，可是仔細去審視，竟原來是一齣那麼複雜鑲嵌的戲劇。就像顧爾德說他認為，變奏曲並不是線性的，而是輻射狀的。而電影就由顧爾德如何捕捉這巴哈的名作，也栽進去音樂家迷宮一樣的心靈和人生。

用《顧爾德的三十二個短篇》來看加拿大電影可以結論其形式上的特色，加拿大電影架構出許多塊落，它們不是單線地敘述一個故事，而是讓這些碎片有層次出來，不同層的對話出來，多重進行，而一邊又改變回開始那一瞬間的生命。這其實很像電影的本質，電影如何不同於小說。電影集合了太多的元素，每一塊都有自己的生命，銀幕上的電影，並不是完全掌握在導演的調度之下，它同時還有不同地方都在說著自己的故事，攝影有話要說、化妝有話要說、演員、剪接、編劇…一邊服務給最大那塊電影，但也一邊開拓著自己的世界。這樣說，你是否感到有些熟悉呢？對了，人類生活也是這樣的。我們的一天裡，有一個主線的生活，但除了這個，還有很多遭遇，可能是各種奇怪的意外、可能是無法戒除的小小習慣、可能是某種難以理清的情緒、更多的，則是不願意對任何人說的秘密。

對我來說，影評寫了這麼幾年，我對電影主線的關切越來越少（就是那幾百字的劇情大綱），轉而著迷的是那些其他的東西，銀幕後面的生產糾雜、銀幕前面那些被攝影機放在角落的地方。我越來越覺得電影和我們的生命才最相像，決定我們是怎樣一個人、快不快樂的，從來不是簡單的「劇情大綱」—什麼名字、在哪裡上班、今年幾歲、什麼學校畢業…，反而是秘密、錯誤、細微和黑暗的種種—嚴重潔癖、煩惱皮膚不好、情人好像對我感情變少了…。

我是因為艾騰伊格言而深深愛上加拿大電影的，那是《念白部分》的開場附近，沒有一句對白，女主角走到冰冷的房間，打開其中一個櫃子，露出銀幕，銀幕上有一個笑得很燦爛的男孩。當然這場景在後來拼進整個故事中，但是在這幾分鐘裡，它什麼都沒有說，卻傳達了冰冷、哀傷、孤獨，而每一個元素，它更進一步的是，因為冰冷所以渴望溫暖、哀傷洩漏出了曾經有多麼幸福、孤獨標示的是人如此需要擁抱和親吻。

故事也可以細說從頭，讓我們明白這些，故事和我們的遭遇類似，我們會感同身受。但是在這部電影，以及後來看了的很多加拿大電影，他們只傳達一個斷片，簡短、安靜，卻比最複雜最優秀的故事，都靠近我們的心，以及生活裡糾纏的各種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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