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電影的最開始一般以為是1897年Eduardo
Jimeno的《People Coming out of the Noontime Mass at the Cathedral of the
Virgin of Pilar in Zaragoza》，在之後跟著拍了一批短片，部部都可見盧米埃兄弟攝影師Alexandre Promio風格，而第一部劇情長片也是在這一年，Fructuoso
Gelabert先鋒地同時擔任編、製、導、演了《Café
Brawl》。從這個時期到1915年間，巴塞隆納一直是西班牙電影的製作中心；當時另一位重要電影先驅Segundo de Chomón則製拍了一系列重視奇幻、特效的電影，《The
Electric
Hotel》（1905）是他的代表作。儘管巴塞隆納在往後二十年間還是西班牙重點電影中心，但新興起的馬德里卻也漸次吸收走人才與該城市的文化活力。
從二○年代起，西班牙文學成為電影工作者取材的重要來源，都是以文學到電影的改編成功奠定影壇地位；其中又以Carlos
Fernández Cuenca在一九二七年改編了熱門劇作《That's My
Man》為熱潮顛峰之作，更多電影循此跟進。這個時期的西班牙電影工業枝開葉茂，每年生產片數達到六十部以上，但也在這個時候興起的有聲電影，馬上就扭轉了局面。布紐爾和達利合作的《安達魯之犬》一九二八年甫於巴黎上映，作者印象作了初步的落定，隨著名聲迅速在國際間不脛而走，布紐爾後來被認為與阿莫多瓦都以其無遠弗屆知名度和影響力摹塑了某種怪誕、充滿褻瀆意味的西班牙電影形象。
西班牙本土出品的第一部有聲電影是《The Mystery of the Puerta de
Sol》（1929），但當歐洲和美國正如火如荼地想在電影製作技術上日新又新地更上層樓時，西班牙電影主調還是停留在以默片為主，還是在電影完成後才另外製作音軌安上。而好萊塢在聲光上開始有長足進步的電影給了西班牙工作者很多啟發，包括建立起對國際市場的敏感度。主要策略之一是西班牙演員和技術人員陣容在好萊塢打散重組，場景不變，只是劇本語言的演繹，重拍成英語發音的電影。在這情況下完成的電影，技術成就超越任何一部那時待在當地的電影，而至於後來的劇本到底有沒有在改編、翻譯中走味，則不是此時關心的焦點。這時堪為電影拍攝使用的硬體設備寒愴過時，數量驚人的有志於電影事業的專業創作者遠赴紐約和巴黎進行學習或合作，在1931年的統計中，這時候主宰整個電影市場的正是這些在外國製拍的西班牙電影。
在阿莫多瓦眼中，西班牙電影工作者所擁有的風格化和作者印記讓他們拒於被主流收編：「從定義上來看，主流電影所規避的正是任何太個人化的東西，也不要觀眾藉之反思自己的生存狀態或任何處境。西班牙電影的『很西班牙』，是怎麼來的呢？首先，得是百分百的自由度任你去編劇、製作和執導；再來，我們並不算真的有所謂電影工業，即使有也是非常小的，這意味著反正也沒什麼了不起大資本電影非得向它妥協不可，導演所在意的才是唯一重要的。沒有幾百個經紀人盯著你說他們的藝人可以怎樣不可以怎樣，沒有製片不停嘮叨你得剪掉二十分鐘，甚至索性不告知自己剪片，你的劇本不會流在製片公司找來的十個人之間被雞蛋裡挑骨頭，想辦法刪掉所有有原創性的東西，只因為他們希望一部片得像其他另一部片，或者電影萬萬不可有任何黑暗面；我們沒有分級審查的磨刀霍霍，寫個劇本也不用管『幹！』這字眼出現了幾次。我並不是說每部西班牙電影都藝術取向，但是這總和起來透露出這樣一個事實是，像《蜂巢的幽靈》（The
Spirit of the Beehive）這樣的電影就不是那種噬人的主流氛圍下可以出現的！」
亞歷山卓阿曼巴甫獲奧斯卡的《點燃生命之海》，之前的《睜開你的雙眼》和Imanol Uribe的《Running Out of
Time》則是新一代電影工作者捕捉到商業性操作智巧的成功代表佳作；阿曼巴的電影《神鬼第六感》（The
Others）雖然講的是英文，由妮可基嫚領銜演出，但卻是不折不扣的西班牙國產電影，來自西班牙籌資，且電影儘管設定了當代為背景，但傳達出的神祕幽微，正是西班牙電影傳統的繼承；該片並囊括了當年八項哥雅獎，但也因為上述原因，讓這份獲獎頗受爭議，而妮可基嫚也一如意料中成為獎項的獨漏。而當今最優秀的西班牙導演之一胡利歐麥登（《露西雅與慾樂園》），在他匠心獨運的敘事經營底蘊的對生存本質置疑，亦是西班牙電影的一貫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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