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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影中的禁忌與自由——馬來西亞電影新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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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芯寧 2009/10/16

這幾年,馬來西亞電影(Malaysian Film)幾乎每年都在國際影展中傳出報捷的消息,這無疑反映了近年馬來西亞影像創作的蓬勃力量和成績,同時也是一種對馬來西亞新生代導演們個人影像魅力的肯定。

上個世紀的60年代,馬來西亞也曾經是東南亞著名的電影王國。當時盛行的馬來電影在經歷外商撤資及轉換成獨立電影的製作模式之後,因為電影題材、技術和內容的重覆性繁殖,還有好萊塢、寶萊塢以及香港電影的市場壟斷;和其他亞洲國家的電影文化相比,馬來西亞的電影很快就面臨被遠遠拋落在後頭的事實。

而目前在當地被喚作「馬來西亞新浪潮」的電影勢力,無疑開創了馬來西亞電影的一種新語言。新生代導演站在世界電影歷史的發展基礎上,特別吸收了法國新浪潮的形式概念,繼承了義大利新寫實主義的內涵,並同時汲取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及戲劇的反傳統形式等融合而成。他們的作品帶有強烈的馬來西亞風情,卻又特別傾向於馬來西亞知識分子的口味。如果沒有深入馬來西亞生活和瞭解當代的馬來西亞思潮,一個外國觀眾其實未必能夠完全瞭解影片中的符號。

突破社會禁忌 關懷邊緣群體

2007年,金馬影展在「東南亞新勢力」單元為馬來西亞導演Yasmin Ahmad(雅絲敏阿莫)設了一個小專題,同時還特別邀請她前來參展。集體曝光的四部作品,《愛到眼茫茫》(Rabun)、《我愛單眼皮》(Sepet)、《花開總有時》(Gubra)、《木星的初戀》(Mukhsin),不僅讓觀眾耳目一新,也更能掌握貫穿於導演作品中的人際關係和意識型態。

Yasmin Ahmad從平實的生活故事出發,技巧性地反映出馬國多元種族的文化特色以及不同族群之間的觀念差異;不僅優雅地挑戰了馬國長期被視為禁忌的內容,更讓我們看到她對保守政策的不以為然、對弱勢的同情以及對分離、階級、種族主義的憂慮。今年7月,Yasmin Ahmad驟然猝逝,既令人遺憾,也是馬來西亞電影的莫大損失。

而馬來西亞的電影風格在眾新生代導演們的努力摸索中也逐漸成形。何宇恒的《太陽雨》(Rain Dogs)、陳翠梅的《Love Conquers All》、劉城達的《口袋裡的花》(Flower in The Pocket)等,也都嘗試以獨立製片形式的最大限度,保持著創作的自主性。他們把目光對準現實生活的各個角落,關注著社會巨變過程中處於主流視線之外的邊緣群體,且體現出一種人道主義的關懷。

他們回歸至社會的最基本元素,論及真實生活,自然地對馬國多元種族文化的沖突有或多或少的描述,這也是其他國家相對比較缺乏的。電影夾雜著多種語言,在揭示馬國禁忌或弱點時,有選擇性「局部處理」的,也有毫不猶豫的。紀錄片導演Amir Muhammad的多部電影就因為題材問題而難逃禁映的命運。

新生代導演中,也有嘗試轉換跑道以試探商業機制的。James Lee的恐怖片《Histeria》值得讓人關注的是其票房成績,極可能影響到業界對獨立導演的投資信賴。而楊俊漢的《死了都要賣》(Sell Out)則兼顧票房和藝術性,以大膽、辛辣的爆笑方式極力嘲諷敗金敗德社會的同時,也極大地豐富了馬來西亞電影的整體內涵,很可能為馬國電影帶來題材、敘事風格上的轉變和差異。

網路電影和人民運動

2008年,在馬國的全國性政治選舉中,在野勢力贏得了空前性的勝利。某種程度上,基於社會、源自於人民力量的推動力,表達了各族人民厭倦種族政治,不同意權威統治,期望一個更加公平、開明的政府,以催化一個自由、活力社會的願望。

《15Malaysia》則以更加前衞、富實驗性、打破傳統結構常規的方式,網羅馬來西亞15位導演,力邀多位馬國著名政治人物參與演出;以傳達反種族主義的訊息和理念出發,針對社會爭議性題目進行爭辯和探究。15部在網路熱播的短片,不僅引起觀眾瘋狂地關注和持續熱烈的反應,更為當地各族人民提供了一個以電影為核心的交流及溝通平臺,對這個充滿言論禁忌的國家有著革命性的意義。

一個時代的集體電影記憶,透過電影人的創作熱情,以人民運動的姿態被建立起來。這一切都讓觀眾對馬來西亞電影產生了更多的期待,一種無窮的潛力以及多元化的盛景,或可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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