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節今年選了不少女導演的作品：像巴西焦點導演，拍“生命異旅”的蘇珊娜阿瑪拉，拍“美麗上海”的大陸導演彭小蓮，拍“沒有男人，女人更美”的詩琳娜夏特等都是。在觀摩項下有一部“奇蹟度假村”更是相當有趣。女導演潔西卡豪森(Jessica Hausner)是奧國人，但她用德、奧的資金拍了一部法語發音的電影，又在威尼斯影展得到費比西獎。

故事發生在法國西南的路德小鎮（片子的原名即為Lourdes）。這裡從1858年聖母顯靈之後，一直是天主教徒朝拜的聖地。平時只有1萬五千人居民的小鎮，到了朝拜季節，卻可以接待500萬信徒和觀光客。豪森的鏡頭在片子啟幕時就從高處鳥瞰了這樣的一個接待場面。藉著信徒入座吃早餐的機會，她介紹了這是一個馬爾他修道會負責的團體，主事的是資深護理工賽西里。朝拜的成員則有不少都坐在輪椅上，其中之一就是女主角克麗絲丁。克麗絲丁患有多重肌肉硬化症，頸部以下完全不能活動。服侍她的義工叫瑪麗亞，還有一個室友叫哈泰樂。接下來的幾天，我們看到信徒們進巖穴去摸聖石，洗聖水浴，在祈福的禮拜上接受神父的摩頂，向神父告解。

這過程中，有關聖跡的傳言和聖跡的定義，開始在這群人中悄悄的傳佈。一對虔誠的母女，有過極短暫的喜悅，但會笑了的女兒，隨即又回復到頭都抬不起來的狀態。在行程的末段，賽西里昏倒在布置晚會的現場，露出她原是一個癌症患者，她的虔誠顯然並未帶來聖母的青睞。相反的，倒是克麗絲丁的手可以張開了，到了早上，她甚至可以站起來行走，並且正常得可以到台上去領回最佳朝拜者獎。這個結果，令劇中和劇外人都不免仔細思索聖跡的意義。克麗絲丁自始就不諱言她來參加這個活動，是因為唯有如此，她才有到處走走的機會。她還對男義工坦承，路德不如羅馬來得有文化。一個這麼不堅定的人，奇蹟竟然發生在她身上，那麼所謂聖母顯靈，到底是有因果關係的還是純屬偶然？何況告別晚會上，克麗絲丁在和男義工共舞之後又因為跛躓而不得不坐回輪椅之上，她的情況能否符合聖跡的定義，導演選擇懸而不決。

“台北星期天”和西班牙與哥倫比亞合資拍攝的“幽靈情人”都碰觸到外勞的問題。後者的沈重和前者的詼諧形成了有趣的對比，並且更證實了前者的難能可貴。要把一個天生悲淒的東西荒唐可笑化，又不做得過火是要有一定功力的。何蔚庭如能在攝影打光等技術面上再講究一點，片子的成就當不僅此。令人失望的亞洲片居然來自於產量和質地都曾光鮮一時的日本。田中絹代專題中的“伊豆舞孃”，“宗方姊妹”和“映畫女優” 今天看來是既老舊又平凡的。新作“黑暗中的孩子們”更是連要害的邊都沒點到，徒然浪費了一個可以深挖的題目。倒是卡通片“東京鬼馬運動會”裡新創的比賽項目，還讓人看到了一些腦力激盪的成果。得到100萬電影節競賽首獎的“乘著光影旅行”在電影中有電影。由於李屏賓成就不凡，要能和他拍的片段匹配並不容易。所幸姜秀瓊和關本良都是天生有電影感的人，片子亦步亦趨的紀錄了李屏賓的行腳以及他和合作導演的互動。私領域裡，母親長年隔著距離的關懷和母子間短暫的相聚是最動人的。李是一個情緒不彰，說話平淡人，不過他在北歐迎接母親前來參加他的受獎典禮那場，被姜關二人捕個正著，還是很賺人眼淚的。紀錄片拍得如此自然順暢，得獎是實至名歸了。

在阮玲玉百歲冥誕的回顧展中，今年的電影節也做了一系列的創舉。其中以請台北市立交響樂團副團長陳樹熙作曲，由市交的五位獨奏家合奏，為默片“小玩意”現場配樂的活動最為特殊。默片放映中，有人配樂的作法在1920年代初期是常有的事。筆者在70年代末，在紐約的近代藝術博物館裡，看過一次D.W. Griffith拍攝的“一個國家的誕生”，就是由一位頭髮全白的老鋼琴家從頭至尾抬著頭，看著銀幕為它配樂的。它和“小玩意”不同之處，在於樂曲是滿的，銀幕上情緒的變化，由音樂本身的強弱、緩急和音符多寡的組成來分辨，而且搭配精準，沒有斷掉的感覺，無聲片因此道道地地的成了有聲片。陳樹熙的作品相反的則有不少留白的地方。他稱這種方式，叫電影和音樂的對話，兩者沒有從屬關係。可惜為電影作配樂，音樂的位階到底脫不了一個配字。陳先生又稱音樂的起迄點，未能恰恰落在和畫面等長的地方是現場感的表現也牽強了些。某些情境為了要讓音樂退居第二位，他大可以請大提琴拉一個長低音帶過，那會比驟然的死寂要少掉許多突兀的驚愕。不過台北市的各級單位，這次為了電影節而傾力相助的精神還是值得宣揚和稱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