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屆民族誌影展】人權視野的多重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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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民族誌影展】人權視野的多重面貌

張世倫　2005/11/2

本屆民族誌影展匠心獨具地籌畫了「人權與生活主張」專題，選映5部來自不同國度、手法技巧有別的紀錄片，多面向地以各種角度剖析人權的複雜面向，細細品味，發人深省。

《我們還剩下什麼》（What Remains of Us）

由法杭斯瓦‧普和雨果‧拉圖利普執導，加拿大國家電影局（NFB）贊助拍攝的《我們還剩下什麼》，無疑是本次影展最受矚目的力作之一。影片紀錄一位離散異地的藏族女子，為了瞭解自己的祖國與文化根源，並且好奇於流亡在外的政教領袖達賴喇嘛，是否仍對中國高壓統治下的藏人具有重要性，她用數位攝影機拍攝了達賴喇嘛對藏人的口信，並在8年間多次返回西藏，在中國政府不知情的狀況下，祕密地以小規模形式放映這段達賴喇嘛的影片，並記錄下藏人們不論男女老少，在觀看這段達賴講話後的即時反應。

《我們還剩下什麼》最大的成就，就是紀錄了那些真實又誠摯的面容，無論是滿臉皺紋或青澀害羞，再看到達賴喇嘛教導他們無論如何，都要堅持藏人文化裡的非暴力傳統時，每個人眼中那股跨越時空隔閡，超脫政治箝制的目光。詩意的影像風格後，蘊藏著更深沈的抗議能量。

柔弱，但又強韌。即便，藏人在中國政府大量移入漢人的政策下，已經成為自己土地上的少數民族。即便，在各種現代化的衝擊下，自身根源不斷搖搖欲墜，藏人也不禁自問「我們還剩下什麼」。即便，在全球化商業趨力彷彿無可逆轉的狀況下，台灣如同世界各國，已不若以往關注中國政府對人權的壓迫與欺凌。

片中人那句悲苦的「我們還剩下什麼」，因此除了是西藏人沈重的捫心自問，也是對所有世人們，是否堅定支持一種最低限度的普世人權觀的尖銳質問。

《心子》（Buddha's Sons）

相較於《我們還剩下什麼》對西藏政治與宗教人權的著墨，台灣導演林麗芳則帶我到了喜馬拉雅山上的另一頭上，以不加修飾、鉅細靡遺的長篇幅手法，紀錄一位佛教老師喇嘛欽列，帶領一群年幼的小喇嘛開始學習宗教教義的生命過程。

《心子》最讓人思考之處，是拍攝了這群小喇嘛過年假期短暫返回家鄉錫金，與家人相處的過程。宗教，作為一種出世的修行素養，如何與俗世的家庭生命間取得平衡？彼此間的張力，當投射在年幼的小喇嘛身上，他們又將如何面對這種矛盾與衝擊？《心子》並沒有提供我們答案，但卻意外地引出了這個關乎於宗教與人之間的本質難題。

《62年與6500哩之間》（62 Years and 6500 Miles Between）

《62年與6500哩之間》是台裔美籍導演張文馨之作。長年在美國生活的她，無論在語言、背景、歷史經驗、生活習慣等面向上，都和台灣常民有所差異。62年，是她與其阿媽的年齡差距；6500哩，則是台美兩地的地理隔閡。導演試圖藉由紀錄其中風阿媽的歷史故事，一方面瞭解台灣的政治發展史，二方面處理台美兩地年輕人對政治的熱中程度，三方面處理她自己的身份認同問題（美國人？台灣人？中國人？）。

作為長年支持台灣反對運動的祖母，被家人視為「民主阿媽」，即便病臥在床，依舊關切台灣選舉態勢，導演藉著台灣熱中選舉的社會態勢，感嘆美國同代年輕人對政治的冷漠。但影片中提及美國部分年輕人積極參與反戰等進步運動，卻又恰好對比到台灣所謂的「政治熱情」，事實上只集中在代議選舉，大部分人卻極度輕忽其他關於性別、階級、族群、等路線的社會鬥爭，更別提近年來在國外風起雲湧的反戰運動，在台灣因為特殊的歷史與社會脈絡，對此議題反倒冷漠無比。

影片另外一個值得玩味之處，是隱約處理了歷史書寫的真確於否的議題。裡面不但有對過去國民黨政府歷史觀的質疑（二二八、白色恐怖）、亦可看到片中人不斷自我強化般地訴說他們的史觀、更看到即便是阿媽的經歷被書寫成文字，收錄在書中，其中都有人為修飾、稍略美化的狀況出現（阿媽的戀愛經歷）。而當導演開始大規模拍攝阿媽時，她其實已經因為中風而無法順暢言談，導演因此只能退而求其次請其親戚友人訴說心目中的阿媽。此一現象，彷彿也暗喻了台灣史，總是被眾人以各種方式訴說的現實狀態。歷史，因此總是個被反覆書寫，多重發聲的鬥爭場域。

《迢迢和解路》（Final Solution）

《迢迢和解路》的英文片名Final Solution有兩個含意。一方面，它指的是二次大戰時期，納粹德國政權意圖對猶太人進行系統性滅族的「最終解決方案」。二方面，則是指涉本片紀錄的印度政治，目前在國家機器系統性地支持右翼的印度教基本教義派侵害伊斯蘭信徒的狀況下，內部循環不斷的政教衝突，是否有真正的「解決之道」？抑或是如納粹時代的德國一樣，眼見政權以各種煽動的手段，系統性地對不同信仰者進行暴力迫害，並藉此奪取政治利益？

羅克許‧沙曼這部規模宏大、長度驚人的紀錄片，鉅細靡遺地紀錄了當代印度政治局勢裡，伊斯蘭教徒所受到的侵害，以及右翼基本教義派政黨如何利用媒體宣傳，鼓動起不同民眾間的仇恨與敵視。近年來，印度不少紀錄片導演在電檢制度的箝制下，依舊以大量的篇幅與精力，仔細紀錄南亞這塊土地上混亂的政治局勢。本片細緻紮實的神采與對現實政治批判之力道，令人想起同為印度裔的紀錄片名導安南帕渥丹（Anand Patwardhan）。而這類觀點毫不妥協、批判性格強烈的紀錄片，儼然已經成為印度紀錄片傳統的一部份。

《簡單的生活》（Easy Life）

人權一事，似乎複雜，但簡單言之，其實就是作為獨立自主的人，是否有自我選擇的權力。這種選擇，可以是政治的、宗教的、族群的，當然也可以是身體的、慾望的、性別的。挪威導演克麗斯婷‧瑪盧的作品《簡單的生活》，紀錄了約那司的心路歷程。出生時是女孩，約那司卻逐漸發現自己想當的，其實是男孩。他說，我可以是女同性戀，可以是女扮男裝者，可以是變性人，但終究一切，我只是想作我自己。

究竟人的性別認同是先天決定或後天影響？究竟希望自己擁有男性的性徵，是否就代表自己在心理上認同了社會上的男性價值觀？究竟變性是為了自己，還是為了在身份證上，能有一個被認可的性別紀錄？約那司其實沒有頭緒，也缺乏明確的答案。困惑中不斷尋覓，受傷中繼續遊走，「其實，終究，我只是想過個簡單的生活罷了。」

不多，不少，只是希望本我順妥的，自身安適地，無須懼畏外界侵擾的生活。人權的生活主張，其實只是這麼個簡單的堅持罷了。

■本文已刊登於台灣日報，轉載自民族誌影展特刊，作者張世倫為文字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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