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頭犬 　2008/12/6

認識柏格曼

我的另一個導演偶像伍迪艾倫在他的電影《曼哈頓》（Manhattan，1979）裡說過：英格瑪柏格曼（Ingmar Bergman，1918-2007）是個天才，也曾在柏格曼七十大壽的獻禮上說：無論就任何一個層面而言，柏格曼都是從電影發明以來最偉大的導演。

對我而言，伍迪艾倫所說的，字字屬實。

我和柏格曼的初次相遇，其實是在他老人家已經退休的多年以後，當時我還是個國中生，騷包地在賣經典電影錄影帶的架子上，看到了一個頗吸引人的片名：《夏夜微笑》（Smiles of a Summer Night，1955），於是自認為很有文藝氣質地買下了對我而言並不便宜的錄影帶。而其實那時候我所看過的黑白片，用一隻手就數得完，更別提柏格曼這個名字對我會有什麼樣的意義。回家之後，興致勃勃地放了影片來看，雖然錄影帶盒子上寫的是喜劇，但在觀賞這整部片的過程中，我卻連嘴角都不曾稍稍抽動過。「無聊不好笑」是我當時僅有的感想，從此，柏格曼就被我打進了爛電影相關名詞的冷宮中。

其實沒過很久，無意間我又看了一部柏格曼的電影。那時我大概已經進入高中時期，在錄影帶店的舊片區租了一部名叫《芬妮與亞歷山大》（Fanny and Alexander，1982）的歐洲片，並沒有注意到柏格曼的名號，只記得這個片名好像偶爾會在報紙雜誌上提到，而且是部歐洲片。當時資訊不甚發達，歐洲片對我來說，就是很容易看到明星裸露的那種電影，而且那片名，如果不細究的話，乍看之下，還真有點情色的意味。於是在荷爾蒙和好奇心的催促下，我租了這支錄影帶，同樣地，我又失望了。這部片不只沒有裸露，還盡是些暗兮兮的畫面、鬼魅般的人影、緊張過度的小孩，和慢吞吞的步調，逼得我只有用快轉來表達我的不滿。看完片後，我翻找錄影帶的盒面簡介，想搞清楚它到底在拍些什麼，結果又看到「柏格曼」這個大名。

從此，又過了幾年。
 

進入大學後，孤獨的我，加入了電影資料館。有時是個沒課的下午，有時是個閒得發慌的晚上，更多的時候是在幽魂般生活近乎空白的暑假，我會窩在電資館的電視前，看著一部又一部好像聽過、其實陌生的錄影帶影片。就在某一天下午，我意外地看了柏格曼的《哭泣與耳語》（Cries and Whispers，1973），會選擇這部片的原因，我怎麼也想不起來，或許是個命中註定的奇蹟吧。而幾乎是從影片的第一秒開始，我就完全地被它緊緊地吸引住了，那刺目的色彩、那鬼魅般的氣氛、那張力十足的特寫、那腐蝕人的虛無痛楚，讓我情不自禁地投入其中。而那既輕又狠的收筆，更殘酷地把未曾防備的我，毫不留情地震懾住，並推入最深最深的情緒谷底。當影片都已播畢，我已拿出了影帶，使用著倒片機迴帶時，腦子裡卻還是一片空白，不能回神。我不知道該怎麼明確地表達我的感受，只知道「柏格曼」這個名字，從此以後，對我而言，已有著全然嶄新的意義。

我不知道這樣的狂熱持續了多久，但至少我確定，沒過幾個月，電資館裡所有柏格曼導演的影片錄影帶，已經全被我看遍了，而不足的，我則四處去蒐羅，一支兩、三百元的錄影帶，更是眼睛眨也不眨地就買下手。回憶起來，真覺得當時自己的熱情程度，簡直像是著了魔似的。

或許每個柏格曼迷都曾有過這麼一個神奇的機遇，因臣服於大師某部作品所帶來的強烈震撼中，繼而開始追逐他曾留下的每個足跡、每聲嘆息。或許有人是驚懾於《第七封印》（The Seventh Seal，1957）的奇詭影像與龐大的宗教天問主題，繼而在《處女之泉》（The Virgin Spring，1960）、《穿越黑暗的玻璃》（Through a Glass Darkly，1961）、《冬之光》（Winter Light，1962）中探索這玄虛的人神關係；或許有人是著迷於《夏夜微笑》中關於婚姻、愛情、背叛與羞辱的觀點，然後擴展到《女人的秘密》（Secrets of Women，1952）、《裸夜》（The Naked Night，1953）、《婚姻生活》（Scenes from a Marriage，1973），甚至是他退休後只參與劇本寫作的《善意的背叛》（The Best Intentions，1992）、《私密告解》（Private Confessions，1996）與《狂情錯愛》（Faithless，2000），開拓出獨特繽紛的男女情愛視野：也或許有人熱衷於《假面》（Persona，1966）分裂的人格與夢樣的心靈色彩，才將觸角伸到《魔術師》（The Magician，1958）、《面對面》（Face to Face，1976）、《蛇蛋》（The Serpent's Egg，1977）、《狼的時刻》（Hour of the Wolf，1968）與《傀儡生活》（From the Life of the Marionettes，1980）中，鑽研那奧妙難解的內在迴聲與腦海魔障。

而我，則是因為對《哭泣與耳語》的瘋狂迷戀，發覺到正是柏格曼作品裡，對於親情的疏離、疑惑與畏懼，以及那股深深的無力與感傷，最能夠擊中我敏感激動的神經。因此，他的《野草莓》（Wild Strawberries，1957）、《沉默》（The Silence，1963）與《秋光奏鳴曲》（Autumn Sonata，1978），才真正是讓我品味再三、低迴不已的經典。

中間的孩子

在那個對柏格曼無比狂熱的時期，我不可置信地被吞沒在影像的魔力與魅力裡，並在那些夢樣的恍惚時刻中，遇見了自己心底深處的孤寂、虛無、憤怒與疑懼。

我讀了為柏格曼而寫的評論，還有柏格曼自述創作心境與處境的書籍，甚至是英譯的劇本，我看了向柏格曼致敬諧仿電影的作品，興奮地從其中找尋大師的痕跡。近九十分鐘極其單調枯燥的柏格曼訪談紀錄片，卻能使我難掩興奮地追逐著大師口中的每字每句，而像是接受一次心靈洗禮的宗教儀式般，滿懷虔誠地散場。

而大師在1987年出版的傳記《柏格曼自傳（魔幻燈籠）》，更是讓我貪婪地翻過一頁又一頁，沉浸在他恣意跳躍的筆觸與豐富多彩的回憶當中。

在這本看似坦承無諱的生命探索裡，除了那些複雜又聳動的情愛八卦、那不甚為人知的巨星交會內幕（勞倫斯奧立佛、卡拉揚、修斯卓姆、葛麗泰嘉寶、英格麗褒曼），以及那微妙精細的作品創意與靈感起源之外，柏格曼對於他與父母之間親情互動的大篇幅描述，才是真正最撼動我內心的部份。
　

柏格曼在《柏格曼論電影》裡談到，當他回顧《野草莓》這部片的收場時，才驚覺到，拍這部電影的最大動力，正是來自於他企圖對雙親自我表白的強烈渴望，他說，他近乎哀求著：「看看我，了解我，可能的話，原諒我吧！」也因此，並不讓人意外地，在他的自傳中第一個章節，寫的就是母親的過世，文字極端節制卻無比哀傷，而最後兩個章節，記錄的則是父親的死，與已故母親伴在他身旁的靈魂，彷彿就像他的電影，投影在他的人生。

或許身為中間的孩子（有一個讓他充滿敵意的哥哥，以及被他漠視的妹妹），柏格曼對於這個危危顫顫的家庭，以及父母間截然不同的愛意表達方式，感受力才會異常地敏銳吧！

於是，當我再回過頭去看、去對照他的作品時，我才發覺，那些精采無比的影像、聲音或對話、情節，或許是間接、或許是直接地，正是他企圖追逐、觸碰甚至保留他父母身影的方式，也是他尋求解釋與撫慰的療傷過程。

當然，這樣的論點或許是過於武斷偏頗而且僭越了。

但我卻相信，正是他在作品中，大量地涉入了或許連自己都未曾察覺的私密感觸，那冰冷迫人的影像、那謎樣朦朧的情境、那繃緊緩重的步調，才不只有感官上的戳刺，更有心理上的激盪。甚至有時，我會以為，他電影裡那一張張大得嚇人的特寫，不僅是創作上的標誌、不僅有戲劇上的效果，更像是一個人在鏡子裡仔細端詳的自我，那脆弱、淡漠、憂愁、顫抖，反映著一個縹緲纖細的靈魂。

大師再見

柏格曼在2007年7月30日離世，距離我對他作品最狂熱的時期，算算也已經有八、九年。或許也因此，在得知他走了的消息時，並沒有帶給我太大的衝擊或震撼。彷彿覺得，這個年近九旬、對死亡既敬畏又著迷甚至多次嘗試的天才創作者，對於這段歸去的路程，應該已是了然於胸，也坦然自在吧。

在他過世之後，我曾試著想寫一篇紀念他的文章，不過，終究還是沒有寫成。我也想回過頭去重新複習那些曾讓我深陷其中、不可自拔的電影，再記錄下多年之後另一種的感想與觸動，不過，也一直遲遲沒有下功夫去執行。或許是因為激情已經冷卻，或許也因為柏格曼並不是那種你可以隨時坐下來閒話家常的老朋友，雖不見得非得你正襟危坐，卻也容不得你邊嗑零食邊翻雜誌地渙散分心（這倒是我看歌舞片時的態度），否則，便不可能呼吸得到那冰冷乾燥的影像中，濃稠又緊繃的空氣。於是，靜下心來溫習柏格曼，變成了一件費神吃力還得看時看日的苦差事。

所以，我似乎也一直還沒找到悼念與告別大師的適當時機。

今年春天，旅居法國的朋友回到台灣。相約一起吃飯的時候，他遞給了我一件用薄薄的牛皮紙袋裝著，遠渡重洋的禮物。我高興地打開了它，沒想到抽出來的，竟然是瑞典為了大師逝世而發行的紀念郵票。那印製精美的八開紙面上，有柏格曼帶著微笑的側臉特寫，以及兩張浮刻郵票，其中之一，是大師執導《芬妮與亞歷山大》時的留影。

不知怎麼著，我捧著手上的郵票，失神地端詳了許久，腦中其實又是一片的空白，只感覺到燙熱的淚水，好像已經開始往眼眶聚集。啞口無言，面對著細心體貼的朋友，我只是獃愣在那兒。最後，卻只擠出了一句言不及義的話：我好難過喔！

相信我的朋友應該感到既掃興又莫名其妙吧。但他或許不知道的是，就在當下那一刻，我似乎才真正地意識到，大師永遠走了，而我生命中那段微不足道的、既孤獨挫敗又激狂浪擲的年輕歲月，也早就一去不回頭了。

和當初相識的過程一樣意外，我就這麼悄悄又隱密地，完成了和柏格曼：我的偶像、我的神，正式告別的私密儀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