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戰現實

回顧歷史所產生的意義，往往做為當下的比對和警惕之用，但歷史的書寫者卻也常常都是掌權者（權力者）。紀錄片雖以真實為依歸，但真實卻是浮動與曖昧不明的，因此在另一層意義上，實際上紀錄片所要挑戰的，反而更像是既定的「現實」，是長久存在人們心中未被質疑過的觀念。

這類的影片像是王育麟的《如果我必須死一千次──台灣左翼紀事》與陳麗貴的《火線任務──台灣政治犯救援錄》，都試著從一段大歷史的門縫中，回頭爬梳過去少人知道的白色恐怖歷史，透過當事者的口述訪談並配合戲劇重演，娓娓道來。

然而，《如果我必須死一千次》的重演卻僅有著「說明」的功能，與口述旁白的功能並無二致，削弱了不少影片的篇幅；《火線任務》的重演部分則偏重於重塑時代氛圍，並以許多史料和訪談作為佐證。兩部影片在敘述（narrative）策略上，高下立斷。

同樣地，透過重演作為敘述策略的，還有林泰州的《書包裡的秘密》。影片在上千份的學生自傳中挑選出了三個故事，分別關於家庭、性關係、升學壓力，混搭著紀錄與劇情，利用演出來作為主要呈現內容，但聲音（旁白）和影像卻充滿著對「真實」的曖昧性，究竟是「改編自真實故事」還是「按照真實故事演出」呢？特別是每段故事的結尾，導演現身和真正的當事者對話時，不僅擴大了戲劇張力，更對紀錄片裡的「真實」命題做出了一番顛覆。

值得一提的是，林泰州總是試圖在影像創作上嘗試跨界和類型結合。《書包裡的秘密》同時也是台灣映像單元裡，唯一形式上稱得上是特別的。（可見大部分紀錄片工作者對於紀錄片創作仍遵守著某個無形的框架或典範。）

不過，既然是「挑戰現實」，除了朱賢哲回顧2003年SARS期間的和平醫院封院事件，類似調查報告的《穿越和平》之外，更精采的還有陳志和拍攝的《赤陽》。（《穿越和平》評論請見：「寫在結果揭曉之後──台北電影獎紀錄片類入圍影片」）
　

《赤陽》，顧名思義，有著紅色太陽的意思，意即日本國旗上的紅色大圓。原來，台灣在過去的日本殖民時期，有一群台灣人參加了日本軍隊，當時被歸為日本籍，也就是所謂的「皇民」。但二次戰後，這群台灣人卻因虐囚等罪行被國際法庭審判囚禁。可是這時，台灣已經光復了，這群人遂恢復台灣身份，但仍必須服完刑期，過去所做的一切竟不被日本政府承認，包括應該領的薪水以及人權。許多人的青春就這樣葬送在大時代下，更有人被判絞死刑因此喪命，而從日本服刑完後回台灣的人更剛好遇上二二八事件。人的命運因大時代而遷動，家國、身分、認同的印記在這些人身上不是被重複烙上，就是不知該烙在何處。

《赤陽》從一位獨居在日本不願放棄訴訟官司的老先生開場，漸漸從他身上以及其他人的口中，挖掘出這段不為人知的駭人歷史。可比擬1984年日本導演原一男（Kazuo Hara）震驚世界的《怒祭戰友魂》（The Emperor’s Naked Army Marches On，1987），透過跟拍偏執的二戰退伍軍人奧崎謙三，找遍二戰同僚，用激進的方式挖掘出戰爭中吞食人肉的不堪事實，並將罪首直指天皇，解放並安慰了這些人的痛苦心靈。

《赤陽》也有著類似的情誼。從那些逐漸凋零衰老的長者身上，找出種種證據和史料，企圖還原歷史。當片尾一位主角以台語說著：「我不願意再想那段日子了，想到就會掉眼淚。」著實令人心酸。陳志和導演原是美術老師，耗時兩年用心完成的《赤陽》，無疑為這些時代受害者做出了最大的禮讚和平反。

自拍日記

將鏡頭轉向自己，甚至是對準自己的家人或朋友，這類紀錄片彷彿以生命作為素材，坦白作為態度，記錄著人生心情的點點滴滴。這類自拍或日記電影，最終都將回到一個原點──「自我書寫」。且在這書寫過程中是不能後悔，也無從修改的。

正如許慧如講述著自己與父親間關係的《黑晝記》。嚴格說起來，影片裡的素材並不能被稱為「刻意的記錄」，反而像是一種慣例性的拍攝，一種家庭電影（Home Movie）裡的隨性或隨手可得。直到發現父親罹患癌症，回顧著彼此扶持陪伴的日子，這些影像遂在整理之後突顯了意義。而這份意義，除了紀念之外，更重要的，則是藉此看見了自己的生命，以及讓自己的生命被「我」（作者）所看見。《黑晝記》面對死亡，面對深層的自我，卻展現了從容的勇氣與態度，令人感動敬佩。
　

而吳汰紝也選擇以《尋情歷險記》來面對自己。有趣的是，「婚姻」與「愛情」是影片主題，透過訪談經由媒婆介紹而快速結婚的夫妻們，來檢視孤獨一個人與幸福兩個人之間的差別，甚至是真愛來臨與否，過程幽默且充滿戲劇性……。然而，這一切一切，追本溯源，原來反映著導演自己內心對愛情的渴望和傷疤。

換句話說，《尋情歷險記》的拍攝帶有某種實驗性和目的性，為了面對情傷而進行拍攝，也因拍攝而治療心痛。雖然最終並非獲得了什麼寶貴結論或人生大道理，但《尋情歷險記》其實正是「過程重於結論」，是一次視拍攝紀錄片作為改變觸媒的歷險旅程，縱然在情感的深度上有極大的空間可以探索，但這樣的概念嘗試在此屆片單裡也是罕見的。

真實迷思

而許明淳的《星光傳奇》記錄著台灣社會當紅的歌唱選秀節目《星光大道》，於是在某種程度上，影片其實涵蓋了過去台灣在某一時期的社會現象與流行文化。題材上不僅含括時代意義與集體記憶，若能深探星光現象，《星光傳奇》對社會大眾可以說是意義非凡。

可惜的是，《星光傳奇》打著「夢想」、「感動」的旗幟，並以「傳奇」為名，影片中的時序都只是隨著節目的進行而發展，偶爾穿插參賽者們的生活實錄和故事，不僅主角過多，焦點分散結構鬆散，毫無核心可言，更完全沒有探究節目本身以及對社會大眾影響的意圖。換句話說，《星光傳奇》只是記錄過程，不去探索人或節目的內在部份，沒有觀點，沒有靈魂，像是附屬於電視節目的花絮側拍。

較令人沮喪的是，這部影片以紀錄片的形式推出後，就一再被強調其「真實」，權威性似乎不容質疑。是否，我們對紀錄片的想像就只有「真實」嗎？（劇情片莫非就一定虛構？）相同的操作方式在記錄台啤籃球隊的《態度》上也一樣，這似乎隱約體現了我們對於紀錄片想像的貧乏。

此屆台灣紀錄片雙年展的台灣映像影片，相較於前幾屆，可喜的是，多了許多敢於觸碰政治、歷史，並且是大格局、充滿著思辨精神的紀錄片。但另一方面，卻仍然少有在形式上突出，並願意試著去挑釁和顛覆「真實」的作品。

事實上，這類作品不是沒有（誠如鈕承澤導演自詡為偽紀錄片的《情非得已之生存之道》）。影展對不同形式的紀錄片表示開放和包容的程度，其實也意味著能將觀眾對紀錄片的想像帶到何種高度上，還有對本土紀錄片環境進行怎麼樣的刺激。

這是我私心以為紀錄片雙年展（甚至是紀錄片創作）應有的方向或精神，站在台灣紀錄片發展的浪頭立場上，培育觀眾，讓觀眾更理解紀錄片也是重要的職責。「真實」，永遠是紀錄片無法迴避的核心問題，只有儘可能地挑戰它，挑戰並拓展它的定義和範疇，人們對於「紀錄片」裡「真實」無可救藥的迷戀和迷思，也許才能慢慢地鬆綁開來。唯有穿透那層輕薄與再虛假不過的真實外衣，才能直達事物的核心。

電影理論家埃里克．巴爾諾﹙Erik Bamouw﹚曾如此說道：「真實感與權威性是紀錄片的命運所繫，無論動機如何，對於利用他們的人來說，這兩點是引誘力，也是對事實進行啟發或者欺騙力量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