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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夢五十】台灣電影五十年
| 林思齊整理 2006/11/11 |
‧受訪者：鄭邦鎭 2006.10.28.
‧根據訪問錄影逐字稿潤改而成2006.11.6.
‧林思齊整理 鄭邦鎮潤改
鄭邦鎮：
1956年，我八、九歲的時候，我的故鄉彰化縣員林鎮上，就有4間電影院，包括文化戲院、中華戲院、國際戲院、三葉戲院，說起來算是風氣很盛了。這些戲院有時「做（放映）電影」，有時演戲，但總以做電影為主。記憶最深的就是電影主角、演員的「隨片登台」，那是為了宣傳，由演員本人來到戲院和觀眾見面。那時候若是「搬（演）歌仔戲」，就由小生、小旦，甚至所有演員，粧好扮相，打理整齊，浩浩蕩蕩用三輪車隊出來「踩街」，環繞鎮上各街道甚至鄰近鄉村來做宣傳，戲迷或街上的店家總是沿街駐足觀賞、喝采甚至放鞭炮來回應。要是遇到做「台語出（齣）」（台語電影），那就以男女主角在放映前隨片登台，最為轟動，因為那是「美國出」、「日本出」做不到的事。
我小時侯跟「電影」的關係比較不完整，倒是跟「電影院」的關係說起來較親密。因為我小學5、6年級，差不多1960年前後，我家就住在電影院的對面，而我就在電影院裡面賣「枝仔冰」（冰棒）。從前的電影院裡通常有個「賣店」，是日本話發音的，就是賣零食的地方，那時的電影院比較簡單，所以這個賣店也就開在觀眾看電影的場所裡面靠近入口的一角，點著微弱的電燈。賣枝仔冰是不用出本錢的，是由賣店的頭家提供機會和木製手提橫式冰棒箱（後來改進為圓形直立式水銀玻璃保冷膽瓶，外套金屬筒）；冰枝是到員林火車站前的一家製冰廠去「割」（信用預先批發）的，事後才結帳，賣不完的還可如數退貨，即使溶化掉了，也可憑「枝仔冰箸」（冰棒裡的竹筷子）數目換算；冰童免出錢，僅出人力時間，論件賺工錢。那是提著冰筒在戲院座位裡穿巡低聲喊叫推銷的服務，有時全家人連座的，每人都買一支，賣的比買的還開心；但有時難免因妨礙觀眾的雅興或遮擋了人家的視線，而遭斥責或嫌棄，總是忍耐著賠不是。當時一支「清冰」賣兩角錢，扣除貨款一角，就賺一角，這一角要和賣店頭家對分，所以冰童淨利半角。當時最小的硬幣已是「角」，所以半角的參差就由前後次的結算來平衡。要是比較高級的紅豆冰、牛奶冰等，凡有「牽粉」（添加太白粉勾芡，較有質感，且不易溶化）的，價格一枝五角，扣除貨款兩角半，利潤兩角半，這兩角半由賣店老闆分一角半，冰童分得一角。每次賣出「牽粉的」，心情就很樂。那時候要賺一、兩塊錢，就是要賣幾十支的枝仔冰，因為同時在場賣枝仔冰的小孩有時四、五個，人數由賣店頭家配合票房情況機動調度，所以運氣難免起起落落，有時一晚賣不了幾支，會有挫折感。不過我的雙胞胎弟弟邦家，通常生意比我好，總把我白天在校成績優勝的自信心比了下去。我們兩兄弟一下課就去電影院賣枝仔冰，一個晚上多少賺一點貼補家用。
由於賣枝仔冰的工作關係，和電影院裡面其他部門的工作人員都有接觸，例如畫看板的、發傳單的、「賣單的」（售票員）、「顧戲口的」（收票員）、「說明的」（口譯旁白的），以及戲院門口「寄車的」（看管客人的鐵馬腳踏車）、賣點心的、擺攤的（賣蜜餞、水果）、賣獎券、檳榔香菸的，甚至售票房裡面的工作情形，都會形成一些互動，都會互相幫助。那時冰童只算是臨時工讀生的性質，本來是無啥名份的，但是電影散場的時候，不賣冰了，大家也會自動加入義務幫忙掃地，清洗檳榔汁，大概是要討好賣店頭家，以便多多爭取賣冰的機會吧。以前的人在看電影時很自在，儘管往地上吐檳榔、扔果皮、瓜子殼、龍眼殼、番麥桿（玉米心）、花生殼、菱角殼-----，幾乎是為所欲為。不過掃地的同時，可以收集兩樣東西拿去賣，賣得的錢就是你的。這兩樣其實都是廢物利用，一個就是「菸屎」（香菸蒂），另一個是「柑仔（橘子）皮」。以前在公共場所吸菸的人很多，菸吸完了，剩一截煙蒂，有人謔稱菸屁股，就把它丟得滿地都是，這種情形戲院裡更是猖獗。散戲以後，幫助掃地的時候，我們常用一個「銅罐子」（就是任何食品的金屬空罐，但一般通稱「鳳梨罐子」）來撿較為乾爽的菸蒂，一直裝到尖滿為止。那本是沒什麼用的東西，也沒人要，但是附近有一個老阿婆卻要，她不但是「綁腳」（纏足）的，還「博」（吸）水煙槍，由於那個時候可能菸絲很少買不到的樣子，所以她就讓她中意的小孩去檢那些菸屁股，還要幫她把捲菸紙剝開，那裡面有一些尼古丁味道已很重的殘餘菸絲，把那些菸絲裝滿她指定的銅罐子裡去，她就賞銀五角。老太婆中意的孩子不多，但大家會自動「合股」，推請被看中的乖孩子出面，回頭再共享那五毛錢。橘子皮嘛，那個時候員林椪柑算是很有名的，又是產地，那時候看電影吃橘子，皮就四處丟。把那橘子皮撿起來，用一根「亞鉛絲」（鐵絲），一端打結做底，然後一片片把它刺穿起來，穿成一長串，長度比小孩自身還長，就纏繞在身上，送到中藥房去賣，有時是先拿回家去曬乾再拿去賣，價錢比較好，有時候是一整串濕濕的拿去賣，中藥房的老闆就給你一角、兩角，就充零用錢，但他也有不買的時候，就只好再扛出去丟掉了。
我記得最清楚的，就是電影最早的票價，那個「打單的」（售票房）玻璃上寫著：「全票：一元三角；半票：七角；軍警票，跟半票一樣，但是特別另列出來，也是七角。那時小孩子其實很少人是「打票」（買票）看電影的，能那樣的家庭還不太多。以前幾歲以下免票的孩子想看電影，就到電影院門口或售票口附近，看哪為阿姆、阿伯卡好心，「拜託啦，帶我進去啦！」若碰到收票員也是好心小姐，發慈悲心，不多計較就通融你進去，但是常常這樣，也會認得你，有時也會被排除掉。小孩一進去以後，掀開擋光垂幕，裡面一時黑壓壓的什麼也看不到時，那小孩跟這個大人就沒關係了，就各走各的。有時候劇情孩子看不懂，就馬上又跑出來了。當時小孩常常是這樣看電影的，所以通常並沒看完一整齣。等到我小學五六年級在電影院賣冰棒，等於有了passport，就不用拜託人家夾帶進場了。但是在我的記憶裡，我小時候從來沒有打票看電影，因為那時的經濟狀況還不能做這樣的享受。
在電影院走動，自然知道一些有趣的「內幕」，現在說出來應該無妨吧。因為在那裡賣枝仔冰，所以店家有事情也會順便叫你幫忙。其中有一項較特別的，跟票房有關，嗯…現在說法，就是漏稅吧。換句話說，就是設法讓一張票重複售出。那時也有「稅務的」（稅捐處派來稽查監督的人）站在門口，監督收票，撕票，但是收票員有時用一種「障眼法」技巧，趁稅務員分心的瞬間，把客人的票完整緊握在手中，而撕給客人的其實是從先前已撕剩的缺角票，再撕一角拿給客人。因為那時沒有對號入座，也沒有清場，所以也不是每位客人都會認真索取票根，大部分的人拿了也是隨手丟棄。收票員若收集了幾張該撕沒撕的，揉成一團皺巴巴的，稅務員也不易察覺，她就把票拿回售票房裡，用熨斗把票燙平。那時的熨斗是燒「火炭」（木炭）的，燙之前也要先噴霧水，讓戲票濕濕的，然後拿熨斗熨過去，票就變得很平，像全新的一樣，就又從售票口重複賣出。我有時應召去幫忙噴水，還覺得是為店家盡心的事。記得也曾有些無聊男子，並不買票，只是常到售票口探頭，可能只是想偷窺，售票小姐覺得被「不思鬼」（好色者）「菁仔叢」（不識相的人）騷擾，就拿開水對準收錢的小洞口潑他。這也是我小時候見過的事。
我小時候，不只是小孩，大人也一樣，有時候去「撿戲尾」，就是說戲齣做到快完的時候，通常是下午最後一場，和晚上最後一場，接下來會有個較長的休息時間，所以散戲會清場。一齣戲快要結束，比如說差不多剩10幾分鐘，人員就把大門打開，任由人免費進去看戲尾，就叫「撿戲尾」，「看戲尾」。戲尾有人愛看，因為第一免錢，第二散場又可最先出場不會擁擠，第三戲尾總是「結局」高潮。看一下結尾，時間短短，所以也有較閒的人4、5點就在電影院門口流連，等門一開就進去撿戲尾了。
我做小孩的時侯，電影已經是有聲的了。更早的無聲電影「默片」，以前叫做「啞吧電影」，就是無聲的意思。默片我是否真正看過，已記不清楚。默片有劇情，每「本」前面會插入一幕簡要的劇情大綱，十幾二十個字，並且總有一位「辯士」在一旁做更詳細的說明。這應是日治時期以來的電影表達法。後來雖然是有聲電影，但先仍是黑白的，無字幕。再後來有了字幕，也變成彩色電影，於是一般電影院海報就大事強調「片上中文字幕」「總天然色」「伊士曼彩色」等等。
曾經有一段時間，銀幕上的畫面和播出的對白偶爾會發生不搭調的「脫線」情形，大概是分別播出的緣故吧。有時聲音全停，或是畫面斷片，而放映師不察，觀眾就不約而同地用力吹口哨或拍手，來提醒放映師，通常也都一下子就改善了。
一般識字的人看電影，通常在買票或進場時，就領取一張中文的「本事」（故事或劇情梗概）做觀賞前的參考和事後的回味。但有許多人不識字（或不識中文北京話），而且雖然有聲音，但仍可能是英語、日語或「國語」，都各有聽不來的人，所以仍然有一位「辯士」，或叫「說明的」，就是在場即時口譯成台語而做旁白的人。比如有一位先生姓陳，工作是在電影放映時做旁白，大家就稱呼他「說明陳e」，跟現在的扶輪社成員以職業類代替稱呼一樣。
這個「說明的」，有時候也把簡單的劇情大要用寫的，在銀幕旁邊另打出一個看板，給人參考。那是用一塊寬約10公分，長約25公分的透明玻璃，整塊的單面圖滿墨汁（我賣冰棒之餘，就去幫忙磨墨、塗墨、風乾和清洗，覺得很好玩），然後在上面用鐵筆或筷尖刮字，再放在一種強光燈前投射出去，電影銀幕旁就播出所寫的內容來了。劇情之外，不論外找、小孩走失、失物招領、「水道料到限」（代替「水道局」自來水公司提醒用戶水費繳納期限）等等，也都可以藉此宣達。回想起來，非常有趣。
另外一項，我小時候電影院都有大支電扇由戲院屋頂垂掛下來，有人就特別愛爭搶「電風腳」的位子。其實冰棒在那種位子溶化得特別快。有時片子好，觀眾多，天氣熱，戲院宣傳會特別強調「本片冷氣開放」。以前還沒有冷氣機（也沒有家庭用冰箱），就只是在電影院裡最後最高那排長椅的後面，距銀幕最遠，離門口最近的通道上，用木架撐起幾塊冷凍庫專用巨大的冰塊，再加上大電扇猛吹著冰塊，那就是冷氣開放了！那時戲院裡地板是平的，椅子才有高低變化，越前面的椅子越矮，越後面的椅子越高，最後幾排的長腳椅，小孩、大人都爬不上去，要踩著一個墊腳的橫桿才行。以前的電影院沒有對號入座，所以隨便你要去坐哪，有人喜歡坐高的，有人愛坐矮的，有人喜歡坐電扇下面，有人愛坐通道或旁邊，很自由就對了。
以前看電影也有些儀式，放映前要全體起立、脫帽、唱國歌。有人比較「搞怪」，不唱、不脫帽、或是不起立，就會有引人注意，有時還會被責備「不愛國」。
在跟電影明星有關方面，我印象最深的是親自看到張美瑤拍外景的現場。員林鎮郊，有個地方叫埔心，有一座柳橋，是個風景區，在一條兩岸種滿了柳樹美化得很漂亮的渠道上，水上可以划船，埔心國中就在旁邊。有一次就在柳橋裡拍電影，我們一群小孩聽到風聲就飛跑了去，差不多跑了五公里，到那裡看他們拍外景，真的看到張美瑤喔，很年輕，很玉女，而且沒想到只拍兩個人而已，竟有那麼多的人手、車輛和道具，道路也管制了。那次男主角好像是柯俊雄，但印象已模糊了。
我記憶中最熟最熟的兩部電影，一部我其實沒看過，是「梁三伯與祝英台」；另一部我當時短期內密集看了好幾十次，但是也沒有完整看過一遍，片名「第17屆羅馬世運會」，這些都是奇緣。那部「羅馬世運（奧運）會」是奧運現況剪輯的紀錄片，彩色的，英語發音，中文字幕，應是在1960年的樣子，片中有亞洲鐵人楊傳廣勇奪銀牌的畫面。那時候中華民國退處台灣不久，國際地位艱苦，所以楊傳廣在羅馬世運會10項全能比賽得到銀牌，是天大地大的事情。因為楊傳廣領獎的時候，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昇上去，中華民國的國歌奏起來（當時的會籍名稱還用「中華民國」）。就是這一幕，讓當時政府覺得這是揚眉吐氣、鼓舞人心的大好機會，所以要求所有中小學生都要去看這部電影。所以那部電影到處都會放映。不只這樣，各學校各年級各班都分梯次全部帶去看。為了讓大家都看的到，也都要去看，記得票價也特別便宜。電影院比平時還提早開場，從早上8、9點一直演到晚上，其中一般觀眾較少的場次分配給學校集體帶學生去看。因為人多就熱，枝仔冰生意就好，所以第17屆羅馬世運會在員林一地就連映一個禮拜以上。清楚記得那齣電影我們兄弟三人，加入我已念初中的二哥，差不多賣了1000多支的冰棒。那時我們三人一個禮拜全都請假，都早上就去賣枝仔冰，賣一整天，因為chance
chance，機會難得啦。那時念小學一學期的代辦費是五塊，而那幾天我們兄弟一次就賺了六十多塊，其中我弟弟賺最多，因為他比較會賣。我那時在學校做班長，去賣枝仔冰都會不好意思，很不願意遇到熟人，所以比較低調。那一次我媽媽很高興，非常高興，甚至感動得哭了幾次，說小孩那麼小就出去幫忙賺錢，大人自覺罪過。但是老實說真的這是很多錢啦，我們只覺得振奮和有用。後來我媽媽也給我們每人買了一雙布鞋。這是我第的一雙鞋，是因為楊傳廣，所以我始終很感謝楊傳廣！
另外一齣電影時，是「梁三伯與祝英台」，凌波、樂蒂主演的，香港李翰祥導的，造成「黃梅調」的大流行。那時我應該是讀初中了，1962年以後了的事。當時我是火車通學生，時間、課業已經不便賣冰枝了，一度改為清晨騎鐵馬去送報。
這齣電影，我印象很深，有幾個原因，第一是它連續「做」了一個月，盛況空前。這齣好像在香港得獎，那時國民黨正在推行「國語政策」，順著這部戲黃梅調的熱潮，加上台大名教授薩孟武的撰文力捧，發酵和催化作用極大。大家第一次看到這種戲，所以票房很好，做很久，這大概是我記憶裡唯一的一部在員林這個小鎮連做一個月。
第二是這齣電影在做的時候，外接「放送頭」（擴音器）。為了宣傳，也可能為了買不到票的人或看過了還想免費再回味的人，戲院就把超大放送頭外接高掛在路旁電線桿上，正對著我家，大聲日夜播放連續一個月，所以那些黃梅調我每首都熟透得可以倒背如流。不過到了今天我仍然沒看過這部電影。以上是我印象最深的兩部電影。
記憶是連鎖的。為了梁三伯與祝英台，我記得隔壁的冰果店生意特佳，手動垂直式剉冰來不及應市，所以改用電動水平轉盤式的。也正是這時，味全果汁奶新產品上市。以前只有味全鮮奶，用玻璃瓶裝著，瓶口用蠟紙套著，一絲紅色細膠帶封住。拉下封帶、蠟紙，再用拇指壓下瓶口裡的厚紙版蓋子，就聞到奶香四溢。那是高級消費品，空瓶要回收，在放送頭音效正對著的那家味全奶品專賣店陳列著，也有用蒸籠蒸著保溫的。但新出的果汁奶就都是冰的，那新寵從透明玻璃瓶釋放出淡黃色極為誘人的蘋果滋味，滲透了空氣，對我而言，彷彿可以淡化些擾人的黃梅調大放送。而那段日子，一個附近鄰居的大人，常遇到但不知其姓名，不知何故，每晚總是準時出現，手拿一個新流行的電晶體小型收音機，直著天線，貼著耳朵，就在那附近盤桓，在放送頭下，聽著美軍電台，口中朗朗跟著複誦，滿口英語。接下來，很快就接上「養樂多」的記憶了。
從前我在「台語片」裡面，其實難得完整的看一部電影，因為買不起票，都是撿戲尾，或是一面賣枝仔冰，看的都是片片斷斷。像楊傳廣那個片子（不是台語片），即使看了上百遍，也是從未正式看完整，只是對某些畫面或鏡頭印象特別深刻，例如楊傳廣在撐竿跳助跑的預備動作跟神態，加速快跑時運動衫的飄動，臉部的表情變化，全身的每一條肌肉律理，插竿後等待過竿的歷程，這些畫面，我到現在三十多年後，仍記的很清楚。
真正「台語出（齣、片）」的，我最記得的就是矮子財跟戽斗。用後來的理解來說，差不多就是勞來與哈台，一個超胖大，一個很瘦小。其實戽斗跟矮子財也有些不同，我覺得矮子財特別有卓別林的味道，做小孩時覺得很逗趣，長大後則覺得他們對人生、戲劇、電影，都有深刻的瞭解和詮釋，透過演出，開闊了有心的觀眾的思維。那時候他們演王哥柳哥、王哥柳哥遊台灣等等，是一系列的，小孩都很愛看這種東西，而且津津樂道。他們對孩童和童心未泯的人，貢獻很大。
我做小孩時，也有暗戀的女明星，以及非常佩服的偶像。我讀小學五、六年級時，就暗戀日本女星若尾文子，她演什麼戲，我不在意，只是暗戀著，他才是我心中第一個「女生」。男明星我最欣賞的就是三船敏郎、仲代達矢和石原裕次郎，其中三船敏郎演的「宮本武藏」，那個武士為了愛人阿通子，被師傅老和尚誘騙關禁閉在佛寺的樓上，強制繼續修心，後來修成，終於以耐心和智慧決鬥勝利。對這片子記憶特別深刻的另一原因是我大哥邦雄，他有一天隔街看著電影院二樓高的電影海報牆，用水彩照著畫了一張三船敏郎舉劍的英姿，我站在旁邊看他畫，三船敏郎那雙眼神，和反光的劍鋒，至今不忘。那時還有一個日本女歌星叫美空雲雀，我覺得是最了不起的歌者。
對台語影片的片名跟故事記憶較深的是「廖添丁」、「林投姐」、「夜半路燈」、「基隆七號房」、「高雄發的尾班車」、「瘋女十八年」等等，這些在從前就如雷貫耳了。還有一些台語電影是套用風靡全台的歌名作片名的，那是先由較早的日本歌曲改作當時台語的流行歌，而又用熟知的歌名作電影名子，而這些台語歌就成了同名影片的主題歌，現在都算懷念老歌了。例如「男性的純情」「懷念的播音員」「悲戀公路」「雨夜花」等等，當時非常流行，我到今還很愛唱這些歌，還記得一、二十首。
另外，我青少年時期，有一次很特別，專程到台中看電影，難忘的經驗。我小時候，因大我八歲的大哥邦雄讀台中一中，天天坐火車，使我非常嚮往，台中成了我心中神秘的憧憬。那時在中部來說，台中是一個文化城，是電影城，是所有進步文化的中心，具有龍頭的地位。台灣的「省運」，也是固定在台中舉行，但這些那時的我基本上是不懂的。後來我念彰化中學初中、高中，也成了通學生，每天自員林坐火車到彰化來回。因為巧用月票的方便，有時就三兩好友坐火車北向到台中，通常是瞞著父母，有時是巧立名目，說是什麼文藝青年座談，其實就是到台中湊省運的熱鬧，到美術館看免費的畫展，至今腦海裡還留著一個地址「台中市自由路95
號」。不過其中有一次，我記憶最深的，就是我藉故脫隊，單獨行動，去台中一家戲院，好像是豐中戲院，記不清楚了，總是依約去跟一個女生約會，然後轉進電影院的。她是我初中畢業前邂逅的，是高我一個年級的吧。她說有一本小說很好看，借我看，就是南宮博寫的「洛神」，是曹操兩個兒子曹植、曹丕爭奪一個美人甄密的故事，很大本，文筆、劇情都上乘，尤其說到曹植跟未來的嫂嫂甄宓談情說愛，「揭開了人生最輝煌的一頁」，我看得很入迷。她又說這種好書至少要看兩遍，所以我又拿回來看第二遍。這次，那本書卻被我的導師，一位中年的女老師，沒收了，她說要考高中了，不要看「不良書刊」。她平常就像媽媽一樣好，我也不知如何表白，只是沒辦法還書。過了很久，我已讀高一，有一次收到她的信，約我去台中見面，是我生平第一次約會。因為她作了店員，燙了頭髮，而我穿著學生制服，在街上一起走著不太自在，就轉去看電影，因為是去約會，所以看了什麼也不記得了，只記得在電影院選坐在最後一排高高椅子上，兩人一牽手，立刻心跳臉熱。怕遇到人，散場前就先離場。傍晚時分，她回店裡，我又跟同學會合，離開台中。那是我頭一次與異性獨處，是我高中一年級的時候，已是1964年了。
我腦袋裡面有三齣西洋電影，是特別有好感的，一齣是「桂河大橋」，有用口哨吹的主題曲，當時很流行，到現在仍覺得是一首很了不起的進行曲。在「吹口哨是不正經的行為」的規訓時代，這部影片的主題曲對我起了顛覆性的啟發。第二部是「阿拉伯的勞倫斯」，彼得奧圖主演的，記得片頭是從英國情報員勞倫斯（彼得奧圖飾）飆重型機車殞命開端，再回溯戰爭時期他在阿拉伯沙漠地帶的歷險情況。我喜歡他在片中的造型，就忍不住用鋼筆根據電影雜誌封面上的海報，畫了一張彼得奧圖著阿拉伯裝的臉部特寫側面像，自己覺得很得意，就夾放在一本英文書「狄克森片語」的封面膠套裡，只要拿起那本書就會看到自己的傑作，鋼筆線條的彼得奧圖。第三齣戲叫「山」，一字而已。這齣電影因為是在我讀小學的時候，大哥在台大讀書，看了這齣電影覺得非常有意義，所以寫信回來跟媽媽說要是員林有放映，再困難都要帶小孩去看。那封信的樣子和大哥的筆跡，我到現在記憶清晰。但是當時沒去看，可能是沒來演吧，是後來我到台大唸書以後才去看的。
我進高中以後，比較有機會看電影，也比較有心得。不過應該是夾雜著「看電影學英文」的動機吧。比如說奧黛麗赫本跟雷克哈里斯主演的「窈佻淑女」，那齣電影我可下了很大功夫。那時候有兩種東西，一是電影唱片，一是專業雜誌Screen，好像都是為了幫助學英文的人而設的。唱片，是把一部電影從頭到尾所有的聲音對白錄在裡面，方便你可以反覆不停的聽，我就聽了差不多上百遍。起因是一位老師提到想學英文的人一定要看的，說的是一個英國鄉下賣花女奧黛麗赫本從野女孩如何被語文學家雷克哈里斯訓練、改造口音、禮儀，脫俗入雅，到看起來像上流社會名媛，而最後自己愛上她的故事。老師也提到對比電影是另一部「瘋狂佳人」，但我並未悟出箇中三昧，所以沒有對它下功夫。Screen雜誌中文叫「銀幕語文」，現在沒見過了，是小型的，印刷簡單樸素，每期內容其實就是不多不少一部著名電影的全部對白，中英對照。我高中時期很迷這個，那時候新刊的一本要一、二十塊錢，但過期夠久的，書店就以三、五塊錢廉售。我是等它過期才買，不急，不貪多，而是深入一本，勤查字典，通讀之後才去看電影。這是高中時代的往事了。
到了1995年，因為文建會、台中市文中心和國家電影資料館，要合辦「台灣文化協會的年代（1920）」大型活動，其中一部份工作由靜宜大學中文系承辦，而且必須借重到1920以來的默片電影和紀錄片、新聞片。當時似乎一時請不到早期的職業「辯士」師傅，國家電影資料館的王少華女史提供許多資料、訊息和要領，鼓勵我搜索記憶，嘗試揣摩，看看能不能權充一下應急「替代方案」。我因這機緣，1995年頭一次嘗試「辯士」任務，也稍稍接觸到
1920年以來的電影、紀錄片，例如上海阮玲玉、金燄主演的「戀愛與義務」，和稍後劉吶鷗等拍攝的作品殘卷，原來那是我原先完全未知的另外一個世界。
台灣從日治時期就發展了電影藝術和產業，腳步不在日本、上海之後，算是蠻進步的。因此台灣的電影史是「很長」的，跟世界可以說是同步出發，並駕齊驅，不像文學史那樣比中國的要短。但若要談論台灣五十年來的電影或台語片，我畢竟外行，真的惶恐，不夠資格說話。若是以一個普通六十歲的人親身領略過的點滴，分享眾人，拋磚引玉，觸發一些口述歷史的酵母或談助，滋養大家的集體記憶，倒是我極為樂意作的事。
最後，有一件跟台灣電影有關而讓我刻苦銘心的事，是在1999年發生921大地震時。那時我本人離開台灣，到美國幾天。因為那時我代表建國黨參選台灣總統，正由旅美的台獨前輩盧主義先生陪同拜會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卜瑞哲先生，而往來於紐約和華盛頓，想為台灣的外交處境作一點突破。在紐約聽到台灣發生
921大地震，台中縣、南投縣災情慘重，位在霧峰的台灣電影城幾乎被震為平地，而那裡有我的許多記憶和關懷；台灣電影的許多文物、史料也應該都在那裡。幾天後我回來而去訪慰災民時，第一站就先經霧峰關心台灣電影城。我記得總經理張時坤先生、主秘陳篤弘先生等多人，站在電影城原址一處隆起土阜上，看著我們一行人從下車處蜿蜒而上。當我走到能看清楚他們的臉孔時，發現他們全都噙著淚水。陳篤弘主秘甚至攤開兩手，哽咽地說：「都變成這樣了啦！------」還有人說：「你是第一個來到這裡的總統候選人！」台灣電影城的資料，聽說後來已保存在國家電影資料館，稍堪慰藉；不過電影城消失而人員又四散了，每思及此，心中不免欷噓難過。從1956年台灣先驅導演何基明拍「薛平貴與王寶釧」，把歌仔戲改錄成電影算起，到現在2006剛好五十年，我們回顧五十年來台語片也好，五十年來台灣的電影產業文化也好，如果藉此而留意台灣電影文化公部門的規模之脆弱，以及資源和預算分配的杯水車薪，並設想如此條件下台灣電影事業文化的將來，實在不能無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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