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孝文《兩個人》 

兩個人→四個人→三個人 

《兩個人》是小馬和James的愛情紀錄，也是導演陸孝文和布丁的愛情紀錄。愛情嘛，總是計劃趕不上變化；於是乎，隨著真實生活中愛情的起落，《兩個人》這部影片的幕後紀實，非預期地摻雜了如愛情般的酸甜苦澀滋味。 

我們來記錄《兩個人》的心路歷程。 

事情的開始往往和結果是兩種方向。一開始，陸孝文要拍的是關於老師和小學生之間的紀錄片。（老師和小學生這一部分，請往下看就知道了。）因為籌備的過程不是太順利，就先暫時擱置。 

小馬是陸孝文的大學同學，在一次兩人聊天之中，小馬煩惱的是愛情的憂鬱，陸孝文吐露的是苦無拍攝題材。「沒什麼想拍的東西，來拍你好了。」「好啊！那你趕快來拍。」就這樣，拍板定案，小馬和James的愛情紀錄產生。這時，《兩個人》還不叫做《兩個人》，而導演自己的愛情故事，也不在拍攝計劃裡。

在籌拍老師與小學生的紀錄片時，認識了布丁，一段新戀情開始。這同時，紀錄小馬和James，拍攝期大約六個月。期末交了作業，（期末？是的，陸孝文是學生，請再往下看就知道了。）片名是《你希望誰打來？》，青春無敵版。 

暑假時，布丁認識了別人，陸孝文和女友的感情產生變化。為了參加學校舉辦的「烏山頭影展」，將《你希望誰打來？》重新再修剪一次，於是再看了一次毛帶。這一看才發現，當初拍攝時小馬所講的話、所擔心的事，全部變成自己內心的獨白。猶記得在拍攝時，小馬在攝影機另一端訴說感情困擾，當時還在愛情幸福狀態之中的陸孝文，還可以很輕鬆地和小馬說，「和James先分開一段時間也沒有什麼關係啦。」現在，自己的感情也發生問題，才知道那句安慰的話，其實很困難。

陸孝文在暑假期間補拍一些關於自己的部分，將他和布丁的故事放進影片中。於是，《你希望誰打來？》更名為《兩個人》，紀錄兩對情人的愛情發展，哭調版。

後來，陸孝文和布丁還是分手了，但事過境遷，再回頭看待這段愛情，心境已和當時不同，「後來再看那個哭調版，自己也會覺得夠了。」於是，他又再修剪了一次，純十六放映的是最新版本。陸孝文沒有命名，我偷偷取了，過眼雲煙版。 

哭調版既然曾經存在，應該就表示當時他在面臨女友選擇他人時，也曾有過痛徹心扉，「把自己放進影片裡有時候是不得已的，這對我來說有治療的作用。」對照如今的他，可以開玩笑地說，「唉，其實我也不願意有這部片，女朋友最後和醫師跑了。」從兩個人到四個人，最後到三個人，（小馬和James還是一對歡喜冤家。）陸孝文不止是拍了一部大學同窗的愛情紀錄片，也因此記錄了自己在失去愛情時，態度的轉折。

小馬和James是一對同志戀人，《兩個人》的主線就是紀錄這對同志的愛情故事，然而陸孝文卻說，「我不敢說《兩個人》是同志片，因為我覺得這對同志並沒有多大的幫助。」他認為，如果要拍同志，他可能會用更多角度去思考，例如社會的觀念、同志運動等等。而且，可能是受到「全景映像」的影響，（全景和陸孝文有什麼關係？還是再往下看就知道了。）他還是覺得同志拍同志、原住民拍原住民是比較適當的；全景訓練在地，回到自己的社群拍，那就是一種真實的象徵。

所以，《兩個人》是部愛情紀錄片，無關性別。

電子工廠→美術老師→紀錄片研究生

高中沒有考好，父親認為念電子科比較有出路，畢業之後可以去新竹科學園區上班，陸孝文聽了父親的安排，選了電子科，而畢業後也果真去了園區上班。只有高職的學歷，所以只能在工廠工作。「工廠很無聊，我後來已經熟練到可以閉著眼睛做事。」由於還是想繼續升學，再加上小時候喜歡畫畫，所以他以美術系為升學目標。花了九個月的時間去畫室上課、準備考試，最後考上花蓮師院美術系，脫離了工廠生活。

大學時開始喜歡看電影。一位老師很喜歡塔可夫斯基，上課時會介紹他的電影，一開始看這一類所謂的藝術片時，總是很難進入狀況，例如最喜歡的《潛行者》，第一次看時睡著，第二次看時還是睡著，「但後來越看越有趣。」懂得和影片對話之後，原本以為的沈悶電影，就變得不一樣了。

和紀錄片的結緣也始自大學時代。大二時看了奇士勞斯基的《藍色情挑》，「真的被嚇到了，好好看。他的影像很特別，電影的主題又是『宿命』這個自己喜歡的議題。」找了書來看才知道，奇士勞斯基早期是拍紀錄片的，開始對紀錄片有所認識。後來，全景到花蓮做巡迴放映，陸孝文看了，覺得紀錄片好像也滿好玩的，但當時拍紀錄片還只是想法而已，並未成行。

因為愛看電影，激起了拍片的創作慾望，因此買了一台DV，當時要六萬多元。「很貴啊，所以要一直拍。」連大四的畢業製作也是拍一部劇情片，從此，由美術的領域，踏進了電影創作。

由於是公費生，所以陸孝文必須教五年的書，包括實習，於是畢業後他就回到新竹，擔任小學的美術老師，但對電影創作並未因此停歇。「第一年的薪水幾乎都花在買器材上，買電腦啦剪接軟體什麼的。」教書生涯第二年，全景到新竹辦研習營，他報名參加成為學員，趁著假日不用教書的時間去上課，學習如何拍紀錄片。「全景的方向是比較偏向社區、社會的，很有計劃性的教學，我學得很紮實。」陸孝文在全景的訓練之下，花了三年多的時間，拍了一部《建築運動再生》，並以此片做為報考台南藝術學院音像紀錄研究所的作品，如願考上，從此具有兩種身份：小學美術老師與南藝研究生三年級。

南藝的教學和全景完全不同，比較鬆散，大家都是靠自己。陸孝文還曾經和同學開玩笑說，「應該先上一堂課叫『如何脫離全景的方式』。」研究所並沒有太多的電影訓練課程，反而是以社會性做主導，上馬克思、左派、勞工等等屬於社會學的課題。雖然學校的觀點認為紀錄片需要有社會道德責任，也開設了這樣的課程，但特殊的是，南藝學生的作品裡，紀錄自我的還是挺多的，陸孝文還和同學合辦過「觀自在影展」，放映的就是所謂的自拍片，敘述自己的紀錄片。雖然覺得自己可能不會再拍一部像《兩個人》有自我成份存在的片，但陸孝文認為，「這樣的電影是有爭議性沒錯，可能有人會覺得太私密太自我，但是，有時候是不得不拍。」他說，所謂的傳統紀錄片，要求客觀、真實，但它其實比這些自拍片包裝得更好，「看起來很客觀沒錯，但實際上並非如此。」

陸孝文今年三年級，但他暫時辦了休學，因為畢業製作一個鏡頭都還沒有開始拍，怕來不及。之前有提過，他想拍一部關於老師和小學生之間的紀錄片，本來拍攝的對象是鎖定在班上比較平凡的小朋友，就是在中間的那一群。「這也是從我自己出發啦，我小時候也是中間那種，成績不好不壞。」他覺得這些位在中間的小朋友，他們和整個群體之間的關係是比較有趣的，但小朋友的家長都不太願意拍；有意願的家長，都是小朋友成績在前五名的人，而這並不在他的拍攝計劃當中。

雖然因為籌拍的過程並不順利，暫時擱置而拍攝了《兩個人》，但陸孝文還是想拍學校的小朋友。「可能是因為當老師也滿久的一段時間，學教育的，有這樣的一部片對自己來說是很重要的。」於是，陸孝文決定換個方式拍，好學生的家長願意配合，那拍好學生也沒有什麼不可以。「我當時可能太天真了，但其實不管是好學生還是壞學生，都還是會有某些東西可以找到的。」

問陸孝文喜不喜歡當老師，他說，「不敢說是很喜歡啦，但這是我謀生的工具，還是投注很多時間和心力在這上面。」學校生活是很團體、制約的，而藝術創作卻是很個人的，處在這兩種極端的狀態裡，陸孝文顯然沒有出現手足無措的舉動。有人認為他是不是要拍教改，他說，他對教改是沒興趣的，「外在題材只是一個紀錄而已，主要還是要看內在的人吸不吸引我。」這個答案，大概也是他對待教育工作和自我創作之間的態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