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式悲劇的誕生 - 台灣電影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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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式悲劇的誕生

686 　2006/6/5

「如果有一天要把我丟到很遠的地方，任何地方都可以，就是不要拉丁美洲。」－布紐爾

曾經深深以為美國導演亞瑟潘Arthur Penn 1967年的電影《我倆沒有明天》（Bonnie and Clyde）乃是影史上雌雄大盜的經典，雖說華倫比提與費唐娜薇一再以搶銀行的冒險刺激來取代兩人之間乏善可陳的性愛關係，但是骨子裡那股渾然不把國家與社會道德體系放在眼裡的浪漫頹廢氣息，卻在最後藉由兩人自投羅網被射成馬蜂窩的那場戲帶給所有觀眾（不論哪個時代）最亢奮也最哀傷的高潮。

不過在看了墨西哥導演奧圖魯‧利普斯坦Arturo Ripstein 1996年的電影《深深的腥紅》（Deep Crimson）之後，之前的想法便有了修正的必要：同樣是雌雄大盜，同樣地心狠手辣，同樣在最後被射成馬蜂窩，但是墨西哥的這兩位，尼可拉斯與蔻拉，顯然並沒有像美國的邦妮與克萊德那兩位一樣的快意與灑脫；反而更像是《午夜牛郎》（Midnight Cowboy）裡的強沃特與達斯汀霍夫曼那樣悲慘地相濡以沫，最後自傷自憐決定了自首，在竟然無須經過法庭審理的墨西哥警察私刑之下悲慘地共赴黃泉。

如果說美國的雌雄大盜是敢於起身對抗國家不義的絕命英雄，那麼墨西哥的雌雄大盜就是委身在國家不義之下鋌而走險的卑微祭牲；而在影片的整體表現上，《深深的腥紅》不僅有著墨西哥阿茲特克文化的濃烈色彩，更揉合了布紐爾式的超現實影像風格以及法斯賓達式的耽溺悲慘氛圍，對比《我倆沒有明天》的純粹美式經典，可說毫不遜色。

這樣一部具有歐陸文化深度的電影出自墨西哥，很明顯受到西班牙殖民三百年的影響，然而令人驚異的不僅是影片在色彩運用上的艷麗大膽（那本就是墨西哥本土文化的美學情調），更在於導演對墨西哥所受到的殖民創傷有著非常獨到而高明的展現；一個最明顯的例子：男主角尼可拉斯利用他的西班牙口音來勾引單身寡居的寂寞婦女，一路騙財騙色無往不利，不料後來逐漸受到女方起疑，最後遇到的修車廠老闆娘更對他的西班牙口音絲毫無動於衷，讓他窘迫不已。

除了口音，殖民母國遺留下來的東西還有宗教信仰，片中尼可拉斯操弄這些對於殖民母國的美好景仰，功力可說一流。而導演的處理也恰恰反映出殖民地人民在後殖民時期對於殖民母國的愛憎情結，這個矛盾心理對曾經遭受日本殖民統治五十年的台灣來說一點也不陌生。

然而眾所皆知，19世紀拉丁美洲的獨立革命就其性質而言，是緊接美國與法國革命之後一連串階級革命的一環，但是革命發動時的社會條件卻完全不一樣，美國與法國革命是社會內部不同階級勢力的發展結果，拉丁美洲卻是由於拿破崙奪取西班牙王朝造成殖民母國的政治崩潰，造成少數本土菁英合縱連橫把持權力接收革命果實，加上英、美等新興勢力透過更細緻精明的殖民與剝削手段不斷把手伸進拉丁美洲攫取利益，導致拉丁美洲的政治發展一直以來先天不良後天失調，動盪至今整體政經表現仍然不見起色。

就電影而言，《深深的腥紅》的確展現了歷史反省的深度，只是這種反省乃是針對外部國際政經結構因素的反省，而在Ignacio Ortiz 2002年的電影《墨西哥床邊故事》（Bedtime Fairy Tales for Crocodiles）裡，我卻看到了墨西哥乃至整個拉美語系對於自身民族或文化內部因素的反省。

《墨西哥床邊故事》的時空背景是從墨西哥獨立之後開始，經過（歐洲傳進來的）大瘟疫、自由派與保守派的慘烈內戰「改革戰爭」、法國拿破崙三世派兵入侵、墨西哥大革命直到現代，貫穿過往今昔至少150年；而在故事情節上，則藉由一代又一代的手足相殘來諷喻不同時期的歷史現實處境：一個荒瘠山野中的大屋、一棵標明時空演進的桃樹，一對同甘共苦的兄弟──一個有夢最美、一個始終無眠，只因為土地重新分配的疏失導致兄弟鬩牆，不僅要佔有對方的土地，也要佔有他的夢，誰知那美夢不過是脫口而出編造的謊言，夢中的兄弟，其實如在煉獄；殺了他，就是喚醒了他，卻是沉淪墮落了自己。

如果這只是一代的悲劇還可以單純地歸因於人性貪婪，然而相同的悲劇一再重演有如整個家庭（國家、民族、血脈）受到詛咒，就不得不讓人回頭省思這個墨西哥悲劇的源頭──是什麼因素讓殖民者消失了、入侵者離開了，而整個國家卻變得如此？又是什麼因素讓別人平平沒事而獨獨發生在我？如果這真是個詛咒又該如何才能消解？

這是一連串嚴肅而沉重的題目，令人驚喜的是整部片並不直接批判或厲聲質問，反而是以一種神秘及超現實主義的方式來表現。最明顯也最特別的是導演借用了聖經中天使米迦勒（Miguel）及天使加百列（Gabriel）的二元對立來塑造兄弟之間的衝突，在水、火、風、土四天使所象徵的四元素（想想「第五元素」）中，天使米迦勒及天使加百列正是分別代表水、火二元素，而天使米迦勒是不眠的，天使加百列卻是司夢的。

透過這樣的聖經角色象徵，導演企圖援用尼采在『悲劇的誕生』中日神與酒神的辯證與衝突來提出文化解釋的可能性，可惜的是天使米迦勒與天使加百列或許真有其文化隱喻或轉喻的種種可能，然而卻很難以電影語言達成這種種解釋所需要的縝密性與完整性，因之我們只能透過想像與感覺來捕捉導演的企圖與思惟，圓滿的解答在此顯然是不可能的希求。更可惜的是，導演竟也捨棄了墨西哥本土的美學風格，而僅在敘事手法上向布紐爾靠近（真要感謝布紐爾在墨西哥拍了20部電影？），導致即使時空背景拉得很長，卻沒有希臘的安哲羅普洛斯那樣的史詩經營的規模與格局，更別提哥倫比亞小說家馬奎斯的魔幻寫實經典『百年孤寂』在細節上的經營了，這點從片名（實該譯作《殘酷冷血者的床邊故事》）的刻意小品化來看，其實已可窺知一二。

從《深深的腥紅》到《墨西哥床邊故事》，不論是從外部歸因或內部歸因，墨西哥式的悲劇到最後都以自毀自盡來終結己身這悲慘的命運，只因這個牽連百年的詛咒只有透過現存者的即時省悟及身而絕，才有可能如『百年孤寂』的結尾所言：「書上寫的一切從遠古到將來……永遠不會重演，因為被判定孤寂百年的部族在地球上是沒有第二次機會的。」

也許是因為同為拉美人民的馬奎斯文學典範在前，這齣墨西哥式的悲劇始終沒有偏向布紐爾的辛辣諷刺去，但這樣的結局處理在哀懾人心之餘，也帶給觀眾深深的挫折與無力；而這種人性幽微的展現與面對悲慘現實的折磨，其實與台灣日常所接觸的拉美人民熱情有勁天真樂觀的印象大相逕庭，想來這也是不斷以超現實主義嘲諷現實的布紐爾所無力扭轉改變之處。

有趣的是在這段歷史現實之中仍然具有非常超現實的一點，那就是：儘管這位西班牙的超現實主義大師之前對拉丁美洲多麼厭惡瞧不起，事實上他後來由於西班牙內戰卻在墨西哥住了36年，甚至還於1949年成為墨西哥公民，或許這也算是殖民母國遺留給殖民地人民的美好景仰之一吧！

■原文刊於：「無角度」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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