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的金馬影展與去年「聲音的痕跡」影展，分別放過音樂家顧爾德的相關影片，一部是《顧爾德的32短篇》（Thirty-Two Short Films About Glenn Gould），一部是《顧爾德的時光之旅》（Glenn Gould Hereafter）。這位總是強調他是作曲家而並非演奏家的音樂家，對「元素」的概念，其實是可以和電影、建築之類東西的寫作過程相互為看的。這也是《顧爾德的32短篇》雖然內容並不深刻，但它以段落的搭蓋組成，回應了這位音樂家，也回應了電影框架，是很耐人尋味的。本文就從這個概念出發，隨寫一些這樣的作者面對其工作場景，所帶來的啟發或想法。
 

訪問者：「你認為錄音必然應該取代現場演奏，但是他們很可能在家裡就會接電話、煎培根唷，這樣怎麼比得過在演奏會裡聆聽呢？而難道你認為從此以後，人們不需要再出門爬山，只要看看山的照片就可以了嗎？」 顧爾德（惱羞成怒地）：「……是的，我覺得我們能夠不再出門爬山是最好的。」

1.
音樂家堅持把演奏搬到錄音間，他從此可以調度、配置，從時間的流水逃走，把音符或音段完美搭蓋起。他要說，「當我放棄了現場演奏，要以錄音方式呈現，我才真正對音樂負責；我作了我的選擇，並將負責。」

沒有了開闊立體的演奏會，剩下一張唱片，總有失去與獲得，獲得的比如永恆、擁有；或者是將角落與細節反覆或放大地品味，以及其他。聽眾作了他們的選擇，並也將為此負責。

如果他唯一選擇的是接完電話又去煎培根，也許以後他會有別的選擇。比如我彈得更好了、錄音的技術更進步了，或他不喜歡吃培根了。

2.
我是一個作曲家，不是一個演奏家，因此我決定退出演奏會，從此以後，我只在錄音間製作我的創作，是的，那是創作。

有人用音符寫音樂，我把從別人的音樂底，重新篩選段落，不一定是截成斷裂，而是讓所有的連續，都重新回到不連續，如同還沒埋進樂譜的音符。它們是我的材料，由我來界定它們各自如何做為一幢詞庫，使緩慢、破碎、輕快、悠揚、滑行、固執、濕潤的綠色、拆破的蕾絲、死去的狗、解散的軍隊與流浪的花園。

錄音，如果演奏是一段時間水流不斷，錄音則接近一只堅硬的房間，方塊劃開疊開，誰都不能互相侵佔，我指定給房間裝著吐出一個故事，你們縫合彼此，無論你有怎樣的身世，今天你只能服務給這個故事。

複調、對位、變奏曲，輻射與感染性，編絞不進一條紗線的堅硬的房間。

3
我不是演奏家，我是作曲家。我不只是寫作者，我是導演。

想像生存是一道美麗的弧線，每具生命對抗它的重力，離開，更高一點，鮮明、驕傲一點，它被拽扯向下，又奮力攀上，而又墜落，幾乎就是最後一吋時，稍稍蒼白地，卻又緩緩划開。當然它最後總要掉下去的，而不管哪一種軌跡，總是靜靜地，消失在地平線。而我們或許當明天晴空萬里，光塵，還隱約記得些什麼，或許沒有，明天和今天一樣安靜。

當我只能寫字時，不管我有多麼伶俐、刻薄，最好的彩虹，最後依然是紙簿，從第一頁到第七百頁，從不回頭。從不回頭、沒有餘光、不逃走，不咆哮也沒有微笑。成打成打的尖誚，長長的板凳，一整排乖巧。

只有最嚴厲的重力，才能結論相等沈重的逃走，深刻的自由。只有一瞬間，它便又被拉扯彎垂。我們更用力拒絕，然後是更深刻的自由。

4.
如果可以信仰至少一件事，該有多好。如果我有上帝，該有多好。我不曉得關於生存的戲劇要上演多久，每天，我又新過一天，一切都瘋狂地拉扯我前往，不曾遭遇的故事、初初發芽的小苗、等待填滿的你的心、童年的蟋蟀、放棄堅持的夢想、忘記的童話。人們便至少相信了他們的筆、雕刻刀、手槍、攝影機，或者存摺，或者屍體。

然而他們忍不住要困惑，如果我可以相信我的筆，為什麼不能相信上帝？用筆在每一畝保守與安全的戰場上殺戮，那麼和筆之間的戰爭呢？如果無法回答這個問題，一切憑什麼開始呢？

我不是演奏家，我是作曲家，我是導演。我只有鋼琴與別人的樂譜，那麼便讓旋律段落作為音符，我編輯與混錄出新的音樂。我只有筆，只有直線的、不回頭的書頁，那麼我便寫出攝影機，搬著景框凝視，再近一點；調度框格，生命不從起點，從邊界、裁切捨離的膠捲。

5.

因為我們是人，是這樣的人，是不正常的人，我們接受了自己的不正常，努力假裝正常。我們是來自於突變、隨機的，壞掉扭曲的東西，儘管依演化慣例來說是會被淘汰的，但是在被淘汰、撲滅之前，我們畢竟還活著，自己活著，活在一個完全不適合我們的世界。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八十年，也許對宇宙來說如此渺小短暫，但是你們真的知道那有多久嗎？

作為不正常的人，我們永遠也不知道自己正在哪個階段，在找什麼，要確定什麼。

什麼是屬於人類的摸索、實驗？一定得施作在另一個人、另一些人身上。慾望的構造（construction）、思念的結構、恐懼的位階（hierarchy）、懊悔的辯證工程、狂喜的音量（volume）……。都必須要用身體，走進故事，去找到。

當正常人（如果存在的話）可以在書本、前人的教訓、流行歌裡，探（reach）到生命的真理，可以讀著鏡子就認識自己，多數人卻並不是這麼幸運的。多數的、不正常的人，只能進入、找尋自己，當他們說「我」，那指向一個他還不認識的人，他們卻這樣作為當時的最高依據來進入世界。然後，只要他們多傷害一個人、一群人，他們會比上次更瞭解自己一點。

說多少次對不起都是沒有用的，傷害就是傷害。我們是別人摸索時造成、踩踏的屍體，他歉疚的淚水甚且淋濕了我們；我們也在幾乎是所有的日子裡，走到哪裡，便摧毀、腐蝕、燒焦到哪裡，屍體的焦臭和濃煙嗆得我們咳出了眼淚。

我只能讓自己變小一點，如此便傷害你少一點。我只能讓自己變小一點，如此你便無法傷害我太多。我只能拉著你一起蹲下，我們蹲在大樹下，如此，這世界砍下來給突變的、歪斜、毀壞的生物的處罰，或者能在童年的綠蔭底舉行，那麼至少，甜美一點。

5.1.
有時候他以為他寫作是因為任何其它的事他一樣也不會，有時候他以為他寫作是因為深愛著這個世界想這麼樣靜靜地輕輕地對它說話，有時候他以為他寫作是因為他是一個害羞的人，卻又喜歡、想靠近人們，因此要用文字、紙張、段落間的空白、標點……當作一種最繁複嚴謹的穿著，掩護著他，這麼不驚動誰地來到、站在你面前，迎向你的眼睛。有時候他以為他寫作是因為，他是一個不好的人，而他知道這一點，並為此自卑，嚴重的強迫傾向，偏執和支配狂（mania），於是創造一個封口的世界來狂暴任性地施加風雨或放晴。

但在最安靜的時候，他想他其實瞭解有一個原因比這些，都更前面一點。他寫作是為了不要瘋狂、不要傷害和打擾別人。藉著找尋一套他以為真的存在的秩序，他作各種收集、想像、遭遇、抄寫，對它們作歸納、推理、分析、配置、組裝、變換形式、描述，如此，他就不會剖開人體，要更細微與準確地閱讀與調度那些跳動的可愛小東西的排列；想像著布置出各種場景，在那裡面說話、行動、思考，在哪裡一路探索地見識、認識、思考「人」，他就不會，在現實裡拿真的人、人的生活和情感來作實驗。

在他還沒變得健康、正常、完整之前，所有以「我」發動的敘述都是可疑的。而如果人們是因為終於要找到「我」，才寫作，寫作將會在他終於找到的時候，正式結束。那麼所有的寫作，所有他們聽到的、讀到的，總也只是「半句話」，他們總是只能活著自己，自己去找。而在路上，說了一些話。話語飄散著，清晨的露水融化了一批鮮新的花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