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母親 Mother

故事敘述一位母親，為了證明智障兒子的清白，四處奔走調查女學生命案的真相，警方的草率、司法的令人存疑，她只能絕望執拗的追求真相。《非常母親》是《殺人回憶》、《駭人怪物》導演奉俊昊探索社會與人性的新作。

如同《殺人回憶》，《非常母親》也將原被草率結束的案件重新開啟，追尋兇手，且也都在逐步開展的過程之後，在最後來了令人錯愕的大逆轉。奉俊昊的作品有很大篇幅是著眼於對南韓政府官僚之批判或反省，且也對此些與人息息相關之事務卻被當作某標準作業程序下毫不深思收得結論作出特意的指出和反駁，但奉俊昊之所以抱持頑強的反對姿態，則便可從他個人所依據之哲學來看。

《殺人母親》中，事件其實平凡無奇，從表象做出的回溯便如此陳腔濫調，無啟人疑竇、不引起興趣，若非母親堅信兒子不會殺人，整件事似乎一點開始之必要都沒有。而當這位母親用盡各種方式還原了事情的更完整脈絡，展現在觀眾面前的，竟開始成為了另一個故事。

也就是說，那些浮現之「事實」並非被扭曲，但隨著與其相對之脈絡逐漸明朗擴大，此些表象逐漸成為另一筆事實。《非常母親》的精彩並不在於誰是兇手的推理過程，而是那些不假思索被認同為某個性格的角色，原來可能是全然不同的另一個人；或者應該說，每個人都有多層與多面向的自我，而這些角落的浮現與否，端視他的遭遇。

一個故事的怎樣大逆轉，仍不過就是那些通俗的陳套，本片的有趣卻是挑釁了我們的自以為是，而那並不關全知的作者把什麼特定線索給藏匿起來，而是我們一直被困在自我的盲點。片中的這位母親也是，她的追尋將一切由裡往外翻開，卻竟是藉著此，新認識了她從來未知的自己。

■《非常母親》 圖片來源：金馬影展
 

極限：殘殺煉獄 Martyrs

《極限：殘殺煉獄》描述曾遭人綁架並殘酷凌虐的露西，幸運逃脫之後，精神嚴重受創，絕口不提那段恐怖經歷，而在療養院結識的好友安娜，則逐漸成為她唯一依靠。十五年後，露西意外發現綁匪的蹤跡，追蹤前往其住所，安娜擔憂好友安危而隨行，卻絲毫不知道，自己已經一步步陷入無法預料的處境，而綁架案背後的恐怖真相也即將浮現……。

巴斯卡勞吉哈Pascal Laugier的《極限：殘殺煉獄》原片名為Martyrs，通常譯詞為殉道者，電影中的設定大抵可以描述為將一個人凌虐至「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極限處，看此點上能否看到關於死後或所謂另一世界之象。有點類似是以整個肉身去作交換，卻又還不到交換完成，而是交易期間對於彼方的快速窺看一回。

「殉道者」這樣的詞，似乎有比較完滿的完成式的意涵，也就是，已經給出、給完肉身，換得了對於至道之親臨甚至處進、擁有，但我想這電影比較是應該放在前一刻來理解；也因為這樣，電影中充滿了恐怖的折磨，當然是虐待的奇觀，挑戰著承受者（與觀眾）之極限。

但是關於此主題真正重要的內涵其實是，第一，為什麼要這麼做、為什麼即便耗上此樣代價仍非知道不可？第二，既然主角已經看見了，那麼，那是什麼？但電影對這兩個題目卻有意無意地迴避了。以致於整部片看起來，與其他這類殘忍虐殺的片子的差別，只不過在於讓動機顯得更為神秘/故弄玄虛，但卻無實質價值。

但基於此設定，還是有一點是值得注意與思考的：由於目的是要看見、辨識，甚至代為傳達，另一世界的風景，則被虐者便必須是神智清醒的。也就是說，他的肉身必須痛苦到完全擺脫對這個世界的意識，卻又不能直接倒下地關閉，而是留下那些微的、細線的清明，危危顫顫地連接上另一世界。這件事要怎麼辦到呢？要怎樣可以讓一個人已經不再活著，卻又並非死了，要怎樣讓一個人痛到認知崩散，卻又還未瘋狂？

該怎樣施虐呢，技術性細節是什麼呢，可能的話我們也真想來試試看呢？但電影對這點語焉不詳，只含糊地咕噥有這樣一個地方唷，但關於怎麼去、那裡有什麼，卻講不出個所以然。

對我來說，求道像是一個黑洞形成的過程，巨大的肉身/質量坍塌地快速捲入，整個時空被扭曲，時間在此刻越來越慢、越來越慢，周邊持續被中心吞噬…….，越過了event horizon…..，那兒會有什麼呢，總之一切都將無法由此逃逸出去吧，那裡是一切，此一宇宙之所有過往與未來…….；而Martyrs，似是在此視界之內與外之最低限之中界。我並不相信一個被迫的人，會真的因為被虐而「看到那邊」，倘使他一心想活，他便總也只是「看向這邊」，直到眼睛閉起的最後一刻，他都戀戀不捨地並不轉開眼神。只有那些明明身在這邊，卻瘋魔地要「看向那邊」的人，才可能真的藉由肉身之凌虐使拔除地逐步逼近往那邊。而在一點上，電影並沒有說服我們主角在何時改變了心意。

而一個真正的Martyr的人生/經歷，則此些地獄般的焚燒或者便只是個比喻，畢竟深愛不在此世界上之事物，則整個人生，就是一趟「極限：殘殺煉獄」。比起本片，也許像《巴黎野玫瑰》那樣的文本，那個「（貝蒂）她要的是不存在的東西，這個世界對她來說太小了」，才更貼切地符合了Martyr的深意。


空氣人形Air Doll

是枝裕和的《空氣人形》，意譯即「充氣娃娃」，電影改編自業田良家的漫畫，講充氣娃娃取得人類性命跟人類情感的故事。男子發洩性慾用的空氣人形，突然活了過來，成為美麗的女僕裝女孩，白天偷溜出門探索這個世界，甚至在DVD出租店打工，晚上卻又返回地充作充氣娃娃。宛如初生嬰兒的她，試著理解生命的一切，也開始學會愛情的甜蜜與苦澀。

Craig Gillespie的《充氣娃娃之戀》（Lars and the Real Girl, 2007)中，一名男子將充氣娃娃當成女友，親人與好友從吃驚排斥，到勉強接受、假裝入戲，到接納地將她當也當人際中一份子。故事中，充氣娃娃或可看為像是小孩的想像友伴，他們還沒準備好要作為獨立的個體面對、來往與整個世界，這個想像出的友伴便讓他們得以以一種「我不是孤單一個人」的身份進入群體，與其說是作為緩衝器或後盾，不如說是安全感—並非真的要回頭，而只是要確認要回頭時有個地方可回去。故事最後，越過了漫長的準備與磨合，男孩終於成為男人，放下了充氣娃娃，有勇氣走出小屋，開始與其他人的生活。

是枝裕和的《空氣人形》中的充氣娃娃卻會說話、有「心」，認清也疑惑著自己的生存意義。她只是人們發洩性慾的工具，是個替代品，而這是作者貫穿全片之隱喻---我們每個人似乎也只不過是誰的充氣娃娃，只是個可隨時被取代之替代品，這世界上並沒有一個專為我們準備的位置，沒有了我們世界將一模一樣運轉。我們充滿痛苦、奮鬥、哀傷、忍耐，充滿情緒與愛與聰明，的此一人生，只不過是充氣娃娃的虛構故事。

對我來說，從充氣娃娃活過來所變成的女孩小望，她的追問是很奇怪的；或者應該說，導演的追問是很奇怪的，似乎有些太虛無軟弱。什麼才是生命的意義呢？生命的意義是預先準備在那裡的（等著去被挖掘出土），還是某種未明之流動（等待我們將之創造地界定成形）？作為什麼的代替品，這樣的描述，似乎很悲傷與絕望，但這只不過是「身為巨大人間組成一份子」的換句話說。也就是，假如我們待在這個大機器，則每個人就是個小零件，但承認大機器的，不會是大機器自己，則要是我們不願當個小零件，則大機器根本不會成立。

但為何我們要承認大機器？因為我們想去某個地方、想擁有某個東西，這些，靠微弱的我們實在辦不到，所以我們依附進大機器，甘願成為小零件。從此，我們便有小零件的哀愁，但同時卻也能享用大機器的成就。

我們不是沒有選擇的，我們可以退出，退出此一人類社會，只過著自己的生活，如此，我們不為誰做事，誰也不會來替我們做事，成敗自負，則再也沒有「可替換」的難題。我們可以這樣的，假如我們不願意…..，那便是另一條路，如此而已。

空氣人形可以這樣追問，因為她還好年輕，但我們卻不行，因為我們並非沒有選擇，在漫長的旅途以來，多少次，我們想投向別的，但終究我們忍下了，或甚且我們走了又回來了……，那麼，那是為什麼呢？我們怎麼還能抱怨自己是誰的代替品。真正把這個肉身當作代替品的，當然是我們自己。

或者，真正的差別並不在那個「心」，而是在身體，人們身體會飢餓、老去、流血、腐爛，妳雖有了心，卻沒有這樣的身體。作為人類，我們這一生，與其說是在為心奔波，或者不如說是在為身體奔波，要來得精準一點。如果小望妳還堅持說是心，那麼應該要針對性地說：一顆著魔似地在意著身體的「心」…….。

電影中，有的人生結束了，有的人生還翻過一頁，充氣娃娃因為沒有希望，便不必處於那種絕望，但她也將無以明白，我們人類確實是為了極端微小卻確實存在的暖和的新的清晨之可能性，而存在的。

　

■《空氣人形》 圖片提供：原子映象
 

蒙特婁校園屠殺事件簿 Polytechnique

1989年，突如其來的槍響劃破了魁北克理工學院的平靜景象，抓狂青年持槍橫掃，就此寫下了加拿大史上最血腥的屠殺慘案。改編自真實事件，《蒙特婁校園屠殺事件簿》以抒情、優雅的黑白影像，多重視點與跳躍敘事逐步回溯。

丹尼維勒納夫的《八月32日》，在八月32日這天，女子死裡逃生，因此決定要好好善用人生，才不枉費，她找上男子要借種生子，這段關係卻陰錯陽差地讓男子最後成為植物人。《迷情漩渦》則是一尾魚在死之前，快速地回溯「某個人生」。丹尼維勒納夫的電影常關於某個「可能擁有（但並無發生，或已然錯過）之人生」。《蒙特婁校園屠殺事件簿》也是他延續一直以來的關心。

電影取材自真實事件，參考此校園屠殺事件倖存者的發言與相關資訊，但其餘多數部分則是以創作方式補完。《八月32日》或可看為那女子其實已經死了，但倘若她當時沒死，則結果便是換成另一個人成為植物人。而《迷情漩渦》《蒙特婁校園屠殺事件簿》的結局亦業已寫定，但往回走一段，那個路程會是什麼呢，在那兒是否也有彎角過去一切便從此不同的岔口呢？

這樣一部主旨幾乎明確的社會事件改編電影，它竟成為了似是帶有奇異懸浮感、隔了一層、絕不真實的夢境，人物做出了各自的非如此不可之選擇，但領著此一選擇的，卻是某種連他們自己都無法追究的、更深的什麼。電影不再是要為誰說話、不是要還原現場、不是想補充或糾正些什麼，在這樣一齣哀劇，所有的其他的路，所有的另一個人生，端端地早已備好，只需要再一點點的巧/不巧，事情會是別的。就像《八月32日》的一切「其實」沒有發生，這個校園屠殺，或者在形而上觀點下，也可以早已發生（但不會重來一次）或將不會發生（因為我們已經預見），在這層閱讀下，則我以為這是比任何一種舉諫都更尖銳的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