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的戰史書寫：從《赤陽》看台籍戰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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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的戰史書寫：從《赤陽》看台籍戰犯

文/潘欣榮/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助理

「我們這幸福的少數，我們這一群弟兄們啊！因為誰今日和我一同流血的，他就要成為我的兄弟。」--------莎士比亞，《亨利五世》

在戰爭中，誰是兄弟？誰是敵人？今日的幫忙打仗的殖民地人們，明日是否能成為一同流血的兄弟？當二次大戰結束六十五年後，回望這場戰爭，愈來愈多的出土史料，讓我們看到在二戰中，不僅是同盟國、軸心國的二元對立，更有著許多定位模糊的「第三」種角色---殖民地。殖民地人民的意義，並不僅只在於被剝削，它更代表著單一的戰勝/戰敗的歷史詮釋背後，更多錯綜複雜、辯證的「第三種」歷史。

透過紀錄片「赤陽」，讓我們挖掘婆羅洲土地下，一群台灣人從1941年12月8日，扛著日本的熾燄大旗，去擔任天皇的軍伕、負責監視澳洲、英國俘虜的工作，最終173人最終被送上戰犯法庭。他們是台灣人、也是日本兵。戰前他們是農夫、戰時是監視員、戰後是戰犯、今日仍為平反其被迫成為戰犯的冤獄而打官司。

究竟，他們為何從軍？為誰從軍？他們被賦予的客觀身份，又造成了什麼樣的自我與國家認同？藉由身份的橫軸與時間的縱軸，我們重新剖析這群台籍監視員的故事。

三明治人

隨著鏡頭探訪173位中，碩果僅存的十餘名年近耄耋的台籍戰犯監視員，述說著他們會踏上參戰之路的百種原因，但似乎唯一的共通性在於為了討生活。亦即參戰並非其主觀有為日本軍國捐軀之志，而是期待那份在當時高於大學生、是一般人薪資三倍的薪餉。

於是，他們忍受高強度、密度的體力及智識測驗，為了養活一家老小而踏上婆羅洲島的古晉。

他們過著宛如三明治般的生活：一邊需面對日本軍官的高壓指揮，另邊得板起面孔、叱喝管理高他們一個頭的白人戰俘。為此，他們操著英文單字來勉強管理，但時常得在「曹長」（軍官）的壓力下責罵、掌摑、甚至毆打或槍決戰俘---尤其當戰事逼近終了、糧食所剩無幾的時刻---而這些行為，種下日後他們在軍事法庭上被控訴的因。

然而，在看似管理/被管理的二元對立之外，差異仍舊存在；一位未被判刑的戰犯連阿木先生說：「我沒打他們，是因為我想他也是為了他的國家阿，那我們為了誰？阿本哪（日本人）！但我們也不是真正的阿本哪。」

面對戰爭，他沒有善惡、好壞的區分，而只有為了「國家」而不得不戰的同理，甚至，這份同理也交雜著非日本兵、但也非白人戰俘的尷尬。也正是因這份被指揮的殖民地人民的尷尬，讓他們相對於日軍，在感情上對白人戰俘有著同情，卻又在理智上，為了求自己的生存而需對戰俘殘忍的矛盾。

台籍監視員的角色矛盾，延伸到日軍戰敗而軍官切腹自戕時，他的第一反應竟是：「啊，怎麼會這樣？」因著相異的國家認同、更無法有相同的行為理解。

風水輪流轉

但台籍監視員對於日本軍國的不解，並無法改變當日軍戰敗後的戰後國際法庭對戰俘的判決。

風水輪流轉，被拉上戰犯法庭後「打一次巴掌三到五年，毆打十五年以上，殺人的也必然被槍決」，在兩週的倉促審判中，僅憑著受害者的食指所比就能訂刑。而一位台籍軍官李琳彩至臨行前，破指撰於襯衫的家書：他並沒有個人作為，但為何國家透過上官來命令，最終卻要槍決一個僅是執行者的人。

台籍戰犯說著：當我們變成戰犯，他們把我們關在床艙底，毆打凌刑、洩忿，甚至在1950年被移監到馬奴斯，也有許多背判重型的人，因受不了壓力而自殺。鏡頭下的更多受訪者強調著：「一個掌摑就是三年，但那個動作卻是曹長的命令。」不禁想問，究竟打人的是鏡頭前那雙蒼老的手？或者另隻看不見的大手？

翻轉的時空，讓台籍監視員與白人俘虜豬羊變色，從戰時的戰犯與受難者，轉為戰後變成加害共犯與控訴者。這些都是敘述戰犯矛盾、多重的身份認同，以及勝敗翻轉之後軍人/俘虜、受害者/戰犯，角色瞬間異位。

台灣的戰俘

正如同克林伊斯威特拍攝的《來自硫磺島的信》和《硫磺島的英雄們》，歷史的殘酷並不僅在於客觀的真實性，更在於每個當事人的主觀理解、詮釋與發言權。

正如同今年（2009）十月，龍應台文化基金會舉辦的「他們是戰俘，他們在台灣」[1]座談會，探討1941年後，來自英國、印度、澳洲的四千名年輕人，被被送來台灣充當奴工。在全台十四個戰俘營裡，被迫從事採礦、挖掘河床等苦役，而管理他們的正是台籍「監視員」。

「日軍動輒用鏟子、槍托、任何手邊的工具往戰俘身上打。而餓死、病死、受傷等，因缺乏醫療照護而死的戰俘更是屢見不鮮。…有一艘貨船的生還者，描述在缺乏標示、而易被盟軍誤認為是運送軍隊的『地獄船』運送戰俘，船上許多人在漫漫無境的長夜許多人都失去理智了，試圖用小刀殺死同伴來喝血解渴，還有用水壺承著尿來喝，空間狹小可以移動的只有一顆頭，腳下踩著儘是同伴的屍體」[2]。甚至，講者還強調：台籍兵的地位低於日本兵，故當台籍兵被日兵欺負後，又會把怒氣轉到倒楣的戰俘身上。

瞬時間，在「赤陽」中「監視員」口中的故事，宛如鏡像般出現在座談會的「戰俘」口中。此時，探究「誰對誰更惡劣」已成為泥巴戰，且難以究其真義，但兩方生命經驗會如此雷同的原因，卻朦朧的指向那隻看不見的決策大手。

在一個赤陽照耀下

歷史的客觀的真實永遠只有一個，但主觀面對真實的感受卻千差萬別。如何追究真正的加害者方能避免各打五十大板的卸責論述，亦是紀錄片工作者最大的挑戰。

而當「赤陽」導演追蹤台籍「監視員/戰犯」以戰犯冤獄賠償來控告日本政府時，卻再次面臨雙重身份的兩難，因出生在台灣，讓他們不能比照日本「國民」獲得日本政府的賠償；另方面，因生活在日本，所以除了總統[3]的安慰信之外，得不到任何台灣政府的支持。沒有一個政府能夠且願意承擔責任、願意向這群漂泊終生的人說聲「抱歉」。

此刻觀眾方知「加害者」既是「複數」又是「單數」：加害西方戰俘的軍國政府、與迫害台籍戰犯的民主國家，其戰時的對立竟在面對人民時趨同了。

劍拔弩張、勢不兩立的對立，以「天皇」或「我們」之名，竟在此刻分不清其形貌五官的差異。原來，戰俘與戰犯才是真正的難兄難弟。

事實上，這173名戰犯僅不過是二戰中連零頭都稱不上的少數人，他們的故事更掩蓋在老大哥們的大歷史、單一敘事中更加渺小，但正因這些小部隊、少數人散佚的小故事，讓我們有機會在腦海中重新架構一個足以超克殖民主義的「來自南洋島的信」與「南洋島的英雄們」之新想像。

紀錄片《赤陽》Heat Sun
導演：陳志和Chen Chih-Ho
Taiwan／2008／105min
2008南方影展、2009 文建會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巡迴影展

1941 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大量台灣人被動員投入戰場。1942年由台南白河演習所結訓，派往北婆羅洲古晉、山打根等地之盟軍戰俘監視員，終戰時這些台灣軍屬有173人被當戰犯審判，21人被判「絞首刑」，其餘以2~20年不等的徒刑關進集中營。他們在政府的漠視、遺棄、監控下，背著沉重的枷鎖，在底層打拼討生活。
戰爭的遭遇，被他們視為生命史中幽暗、不堪的回憶，他們在「失去祖國」之後，面臨認同的危機，他們穿越兩個政權時代，卻必須面臨無以為家之憾。

<註>
[1] 2009年10月24日。龍應台文化基金會主辦。「他們是戰俘，他們在台灣」。講者Speaker：何麥克 Michael Hurst 台灣戰俘紀念協會理事長。主持Moderator：何志美國在台協會新任發言人暨文化新聞組組長。http://www.civictaipei.org/activity/meat/172.html。中華電信MOD可見當日錄影。

[2] 翻譯參照自blog「我的小戰爭」http://washivaca.blogspot.com/2009/10/blog-post_26.html
[3] 在片中，李前總統登輝先生曾以親筆信向一位台籍戰犯表達「遺憾」！


‧《赤陽》劇照 2 繪製：Kris	‧《赤陽》劇照 1 繪製：K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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