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在乎他們說些什麼，我只在乎精準、良好的錄音品質。」- Harry Caul

　

美國導演法蘭西斯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這部1974年的《對話》（The Conversation），夾在他最聞名的《教父》（The Godfather）一、二集之間，經常成為他年表之中，最容易被忽略的佳作。《對話》藉由一對男女、一段竊聽錄音的揭露，情節上似是描寫竊聽者的道德焦慮，其實更在辯證所謂「真象」的本質所在，並將科技監控所帶來的不安，放大成一種揮之不去的心靈恐懼。事隔三十多年，《對話》帶給今日觀眾的震撼，絕對足以勝過主題神似的《竊聽風暴》（The Lives of Others，2006）；而它為電影中的「聲音」元素所帶來的典範性作用，更讓本片成為這次影展中不得不看的超級經典。
　

《對話》的故事主人翁是由金哈克曼（Gene Hackman）飾演的竊聽專家哈利考爾（Harry Caul），電影一開始，他就帶著人馬執行了一個高超的任務：在舊金山「聯合廣場」的人潮中，錄下一對行進中男女的清晰對話。在重新剪輯、組構這段完整對話後，哈利發現驚人內幕，懷疑這對男女很可能成為被謀殺的對象。故事由此發展，哈利漸漸背離自己的初衷，開始介入這個事件本身；而關於他自己的過往經歷，也隨之不停被翻攪出來，陷入角色的內在掙扎。

對話／聲音的意義轉換

從第一場戲起，柯波拉就已經在向觀眾宣告，這部影片的主角並非哈利這個角色，而是片名所指的這段「對話」，而且這段對話／聲音，竟然隨著劇情的延展，不斷產生意義上的質變。

一開場那個深邃的鳥瞰鏡頭，慢慢地從遠而近，觀眾也開始聽見斷斷續續的聲音，跟著鏡頭的推進，由小而大，有廣場上的各式聲音，然後我們才明白，這是一架望遠鏡「監控」下的鏡頭，被拍攝／錄音的主角，是一對行蹤神秘的男女，他們在廣場四週繞圈，企圖掩人耳目。此時，這段「對話」是不清晰，是斷斷續續的，但也是與影像「吻合」，更是真實的，因為它只是其中一個錄音的聲源。

劇情再進展到辦公室，導演刻意以俯角鏡位拍攝男主角操作Ａ、Ｂ、Ｃ三台錄音機，讓三個不同音源的聲音做剪接、組合的過程，赤裸裸地在觀眾面前呈現。到了這裡，這段「對話」被重新組構，彷彿又更接近真實的原貌。後來，男主角更細微地處理、放大這段對話，他才終於意外聽見對話中隱藏的「殺機」，然後到教堂告解。此時這段「對話」的意義更加駭人，已被賦予了嚴重的危機感。

電影演到最後，男主角甚至跟到那對男女相約幽會的飯店，他以為會出事，於是他在隔壁租了一間房。隔著一道牆，他又只能靠「聲音」揣想著隔壁發生什麼事。所謂的「事實」再度只有聲音，沒有影像。柯波拉拍到這裡，更刻意讓聲音／錄音，甚至影像本身的真假虛實，變得更加混淆不清。男主角「好像」聽見了尖叫，「好像」親眼看見斑斑血跡和一具死屍，但等到他真的跨進那房間，又彷彿什麼事都沒發生過。這場戲完了之後，不僅片中的男主角歷經一場如夢魘般的境遇，柯波拉也正式向觀眾宣告：這段「對話」，早已並非前面五分之四的劇情線所「推理」出來的邏輯，觀眾準備要和劇中的男主角一樣，同步面對這段「對話」在意義上的超級大翻轉。

最後一刻，真相大白，原來一切都是相反的，死者是委託男主角竊聽錄音的大老闆，而非那對看似驚弓之鳥的男女。那段「對話」確實發生過，但它卻是一個「被利用的真實」，用來完成另一個天衣無縫的巧計。這一段對話／聲音，反覆成為電影裡再明顯不過的母題，它一次又一次被呈現，每次都在意義上有所轉變，當然更是牽引全片情節的關鍵。

所謂的「真實」為何？

柯波拉的這部《對話》，比安東尼奧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的《春光乍現》（Blow-Up，1966）晚了八年左右，但兩部電影所反應出來對於媒介物／傳播體（media）呈現「真實」的本體論式的辯證討論，完全可以聲氣相通。

《春光乍現》從照片／影像上，挖掘出一層又一層的線索與真象，不斷在打破一般人誤以為影像絕對紀錄真實（包括攝影、電影）的迷思；而《對話》則是從一段聲音的攫取與它帶來的連鎖效應，傳達了非常雷同的概念陳述。

「真實」是什麼？真實不見得是眼見為憑，當然也不一定是耳聽為證。真實的背後還有真實，影像的真實更不一定與聲音的真實完全吻合，聲音更不只是影像紀錄之下的附屬品。《對話》直接以敘事裡的情節發展，鬆動了聲音與影像之間、一直被誤認為理所當然似的主從關係，看似片中的男主角被操弄了，其實同樣也在挑釁跟著敘事線共享這個故事邏輯的觀眾。

於是在電影結尾，觀眾完全可以「共感」於男主角的挫敗、驚慌、焦慮與惶恐，甚至同樣陷入更複雜的道德命題。因為原本男主角以過去的經驗，自責於他自己曾間接害死過另一名被竊聽者，這也同時建立在竊聽／偷窺這件事本身就是背德行為的焦慮之上；但到了最後，一切竟又如此不可思議的失控驟變，讓他更陷入道德界線上的模糊曖昧，究竟誰才是無辜的受害者？完全沒有答案可解。在他近乎瘋狂似地把住家完全拆解之後，他心中的焦慮與不安完全洩盡。至此，《對話》的結尾仍與《春光乍現》沆瀣一氣：《春光》讓男主角一語不發地「加入」那群看不見球的網球比賽；《對話》則讓男主角坐在幾近瓦解的房子裡，優雅地吹著他的薩克斯風。柯波拉確實和當時的許多美國導演一樣，受到來自歐陸電影新潮的影響與挑戰，著重更往內在挖掘的思維模式，彷彿就算要把《對話》在某種程度上硬當成是《春光乍現》的續集，也很合理似的。

《對話》還有另一個外延出來的時代意義，當年電影問世，正好是1972年「水門案」爆發之後，尼克森因此不名譽地被迫下台，柯波拉不僅在電影裡故意引用（當男主角在飯店裡時，電視上就播出尼克森的相關新聞），整部片更像是對水門案與政治鬥爭下的嚴密監控，做出宛如「對號入座」般的諷刺。事隔三十多年，今天的觀眾再看《對話》，面對資訊社會下更無孔不入的全面監控（surveillance），電影裡直指人心的不安全感，應該只會變本加厲，絲毫不因歲月的痕跡有所磨損，這似乎才是本片最具後座力的威猛勁道。